最早对特区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特指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特殊政策和管理、主要以引进外资来进行建设的地区。我国经济特区之“特”，从一开始就集中体现在“跳出现行体制”，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等方面：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特区政府享有较大的经济决策权和自主性。

　　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设立经济特区，到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再到2007年新批准的成渝“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和武汉、长沙“两型社会”综改区，以及2008年新批的广西北部湾新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逐渐不再具备政策上的优势，特区“不特”，是将来必然的走势。[详细]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客，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探索多年，其渐进式的大部制改革几乎伴随着特区的成长。然而，正如全国许多城市曾经在大部制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那样，深圳的大部制改革并非一路畅通。“在日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多少部门及工作人员，并有相应的递减计划，只有通过这样的硬性配套规定，才能保证精简的机构不回潮。”陈天祥说。

　　30年前深圳特区成立，其前期发展曾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其实质是要不要改革。如果说，当年的争论主要是意识形态之争，那么，当今的改革争论则更多基于复杂的利益诉求。欲推进整体改革，需要建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沟通机制，既避免少数人的专断，又避免“多数的暴政”。然而，改革毕竟不可能完全迎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