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因为工作精神压力过大自杀的，又因为夫妻关系失和自杀的，有因为腐败问题案发畏罪自杀的，也有死后留下疑团的。2009年以来非正常死亡的21名官员中，除4名官员意外身亡外，其他17名自杀官员中，可以确定因腐败原因自杀的有4人，夫妻吵架自杀1人，其他13人均因精神压力过大或不明原因自杀。[详细]

    精神病研究专家、云南省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姚祖华说，“如果按照身份来划分，事实上每一种社会群体都会有自杀的问题存在，大学生、知识分子、失业人员、公务员……并非官员群体独有，而且官员的自杀率目前并不算最高。之所以贪官群体自杀情况会受到如此关注，原因是社会大众对这个群体的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投入的关注情绪比较大。[详细]

　　刘亚军身亡事件正值民航系统多事之秋。近期，民航腐败案件频发，被指与航权寻租有关。6月9日，中南局辖区内，南方航空包括原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内的7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被湖南检察院带走调查。此前，曾出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的首都机场前董事长张志忠、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司民航处原处长匡新，民航局原副局长宇仁录等纷纷落马。刘亚军身亡后，中南局辖区内航空公司未对此事作出回应。[详细]

　　官员自杀更多是官场关系的利益需求造成的，因为一个人的自杀使更多的人得到了保护，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会给其他的贪官带来多少觉醒，所以他们的自杀更会增加官场的腐败安全。重庆乌小青的自杀案件，许多人就认为是在“丢卒保车”。现在各地的官员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牢固的利益团体、利益联盟，部分甚至与黑社会组织异曲同工，其中“老大”、“老二”等身份等级分明，大官保小官，小官保老板、黑社会，一级保一级，以致成患。[详细]

　　针对越来越多的贪官为了家族利益或集团利益而采取自杀方式来逃避打击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邵道生曾经表示，“按照现行法律，自杀了就不能查了。贪官即便是自杀了也要追查到底，也要将贪污国家的财产没收、充公，不能让其家人或同盟钻法律的空子。”[详细]

　　1月18日凌晨，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位主要领导表示，案情虽然尚不十分明朗，但基本可以排除他杀的可能。据其透露，冯某此前曾因病在该院做过检查。冯某此次跳楼自杀的原因可能与感情问题或家庭纠纷有关。[详细]

　　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各种问题、矛盾层出不穷，致使官员们面临的责任压力也很大，自然灾害、流行疾病、官场争斗、工作失误、社会诱惑、家庭责任等多方面的因素往往同时袭来，也同样会使一些官员产生焦虑、愧疚、烦恼、郁闷。不断出现的官员自杀，已经暴露出国家在官员心理辅导机制方面的缺失。[详细]

   “我也注意观察、研究过一些案例，发现贪官自杀的原因基本属于遭遇心理危机之后采取的应对方式，其性质基本上与精神病范畴无关。”精神病研究专家、云南省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姚祖华说，“要研究贪官自杀的原因，应该从心理危机方面入手，而不能把精神疾病当作主要方向，否则将会产生医学上的谬误，影响法律的客观公正。”[详细]

    有问题的官员，一旦事发，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接受公开审判。是因为不相信审判能坚持公平正义。在大面积腐败的现实环境下，法官自己都有尾巴，经不起查。不敢得罪纪委和检察院，不敢坚守司法公正，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案。大量这样的事件出现，让官场更加互相冷漠和自利，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看眼前政绩，越来越看短平快提拨，越来越短期行为。

   反腐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加上人事制度、考核制度与办案者个人的政治前途、生活待遇息息相关，导致很多冤案的发生。在这样的模式下，官员都是胆小无鼠，不敢负责和独立承担责任的。这是对权力失去制约力量，没有监督权所带来的心理效应。[详细]

    自杀——调查——抑郁，对于官员自杀的报道，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官方定理模式。官员究竟是“抑郁死”还是另有隐情，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需要深入调查、公布详情，以满足公众知情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