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犯下何种罪过，死刑犯作为生命个体，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依然是弱者。”孙中伟说。
孙中伟律师被媒体称为“死刑辩护第一人”。 7年来，他接触过几十位死刑犯。二审结果宣布之后，有人大小便失禁，有人整天形色枯槁、吃不下饭。有些人甚至希望早点死，不断地尝试自杀，结束煎熬。
孙中伟的工作，便是努力为被告人争取希望微茫的“免死之机”。他认为保障死刑犯权利的，应该是一种尊重生命权的机制，而非任何人的恩赐。
人的权利是一个整体，只有当死刑犯的权利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权才能真正惠及所有民众。
1 “15%”
对律师孙中伟的“客户”而言，一根烟，远胜任何见面礼。
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这项权利——幸运的人可以随意抽，有的则只能点1、2根，还有人碰都不许——盖因他们身处的看守所，有着并不统一的规定。这些“客户”大部分是一、二审均被判死刑的囚徒。死刑复核前与律师的会见，意味着最后一线生机。
这群生命进入倒计时的人，对死亡的态度颇为坦诚：将50多克毒品掺假做成1000多克的贩毒者周海涛，跪下痛哭：“叔叔救救我，我不想死。”；醉酒杀害女大学生的退伍军人陈海军，入狱后主动提出捐献所有器官，会见时烟一根接一根，反复表态 “想为被害人的母亲养老送终”；而杀害初恋女友的底层青年林宇豪，则贪婪地吞吐烟雾，随后难过地自言自语：“烟抽完了可以再点上，人枪毙后是否可以再次轮回？”
孙中伟记忆中最漂亮的死刑犯——三个孩子的母亲，为幼子治病而运毒筹款的新疆人艾丽波斯坦，得知对面坐的并非提审人员，而是为她辩护的律师时，突然抬头，无意识地露出“欣喜的目光”。
那是渴望活下去的光亮。
“无论犯下何种罪过，死刑犯作为生命个体，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依然是弱者。”孙中伟说。
7年前，死刑两审终审制出现了微妙的“例外”。2007年1月1日，死刑复核——决定死刑犯生死的最后一道程序，在权力下放地方27年后重归最高人民法院。同年2月27日，最高院公布《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以核准或不予核准死刑为原则，以确保死刑适用的公正、慎重。
现行新的《刑事讼诉法》第239条规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最高法可以直接提审，有权直接改判。
这意味着地方不再掌握最终的生杀权。
据官方资料显示，2007年死刑复核的不核准率达到15%，2008年达到约10%。目前每年都大约维持在这两个数字之间。
他的工作，便是为被告人争取那“10%-15%”的机会。
2 个案推动改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死刑犯意味着一个符号或数字。
早年在地方做过缉毒警的孙中伟，有复杂的体悟：“当时一些地方公安系统流传这样一句话——‘酱油不是油，啤酒不是酒，犯人不是人’。”一位老警察曾告诉刚入行的孙中伟：“做警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自侦破过命案，亲自抓捕过死刑犯。”而结案率纳入考核指标与“命案必破”的行政指令，在实践中时有存在。
80年代，为扭转社会治安的混乱，我国的死刑罪名不断增加，从1979年的28个急剧跃升至1997年的68个。
1996年，全国性的第二次严打期间，毕业于法学院的孙中伟开始了警察生涯。那时候，收容审查所未被取消，劳动教养制度依然存在，警方提审的询问笔录及法律文书上，仍称犯罪嫌疑人为“人犯”。“与各地同行交流时发现，警方违法办案、侵犯嫌疑人，法院接到地方领导打招呼、审理受干预的现象，是出现过的。”他说。
4年后，他在拿下律师从业资格证的第二天辞掉公职，进入了憧憬已久的律师行业。
实际上，他的职业生涯是与我国死刑辩护领域一同起步的。
在当时一家省司法厅直属的律所，他包揽了指派下来的法律援助——主要是一审判处死刑、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家人无力聘请律师的案件。这类案件资深律师一般很少亲自办理，基本都由新人独立完成。
当时，死刑案件由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直接进行二审和死刑核准，绝大多数并不开庭审理，指派的被告援助律师一般“只是走个过场”。结案后，律师能领到省法律援助中心400元的办案费。后来孙中伟在《死刑改判在最高法中》一书回忆，“法院其实也不希望法律援助律师太认真”。
他那年承办的三起案件，一审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一起杀人案，被告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被判死刑，属程序违法；一位贩卖纯度极底毒品的被告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属量刑不当；一个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抢劫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量刑畸重。据理力争之下，三案二审最终改判。
孙中伟至今难忘，一位援助律师曾在开庭后现场手写辩护词；而另一位则在庭审过程中，修改其顾问单位的合同。
在一些大城市，不少律师事务所是不办理刑事案件的。如法谚所言 “国家对公民个人的战争”，既不赚钱，又有风险。作为“刑事辩护皇冠上的明珠”，死刑辩护整体处于少有问津的状态。
当时死刑复核这最后一道程序，某种程度上已流于形式。哪怕直至今日，据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死刑改判操作指引》一书介绍，内部知情人士估计，80%以上的死刑复核业务并没有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律师介入率不足20%。
对2004年来京发展，苦于找不到案源的孙中伟而言，冷门业务死刑辩护却是一片 “蓝海”：竞争不激烈，业务范围相对较窄，短期内的成长空间大——只不过操作难度相对高。
这一年，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人们看到了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命权，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全面充分保障的可能性。
随着诸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这样的冤案，不断出现，社会舆论开始了广泛的质疑和反思。用孙律师的话讲，活下来的人得以洗冤，却也付出了多年自由与牢狱之苦，“而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呢”？
2007年之前，关于死刑复核是否重归最高法，收权还是不收的争论，几近白热化。 “一些地方事实上是不希望这个被权收上去的。”他解释，“失去这一‘工具’，意味着自己控制力的减弱。”
即使法官，也会有“人性的弱点”。“案件有无重大影响”实际上是法官的主观判断——面对被害方上访的压力、地方党委政府的“维稳压力”，一些不该适用死刑的案件被判死刑，“通过牺牲被告人的生命，来换取社会的所谓稳定”。
孙中伟认为，收权本意之一，便是为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捍卫司法公正。
3 “可死可不死的”，杀还是不杀？
这个常人眼中看似荒谬的选择题，过去实践的回答往往是：杀。
按照《刑法》第48条第一款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孙中伟认为，不能只看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还要考虑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
但孙中伟有着切身体会，死刑审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重刑化趋势，“宁可违法从重，不愿依法从轻”。
2008年，孙中伟接手一个被告人的委托：农民工刘伟阳醉酒后，驾驶摩托车撞死正在执勤的警察张建国，一审二审两次被判死刑，罪名是“故意杀人”。而2010年4月1日，二审驳回了刘伟阳的上诉，那天正好是愚人节。
为提高改判的可能性，孙中伟联系了我国一位刑法研究的泰斗和最高法、最高检察院的专家，进行论证，结论是一审、二审的罪名认定及适用死刑不当。随后，他向最高法递交了一份律师意见书，请求将本案不予核准。
法庭之外，一些细节值得关注：张建国因公殉职后，被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全市召开表彰大会，号召全体警察学习。据孙中伟估计，其家属共收到捐款及抚恤费用约200万元。刘伟阳家人一直希望得到张家人的谅解，争取从轻处罚，未果。一二审期间，张家多次上访，强烈要求判处死刑。
此外，当地政法委也给同级法院很大压力，希望“顶格处理”，要求判死刑。
万幸，最终刘伟阳没有成为“因醉酒驾车获得极刑的第一人”。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死刑政策是：可杀可不杀的（有罪，但罪不该死，本可以判处死缓的案件），不杀。但孙中伟眼中，这本身就是个病句：杀与不杀都可以，那杀了，法官没错；不杀，是法官的恩赐——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死刑复核法官，为什么一定要“不杀”呢？
而“杀”，却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减少数倍的工作量，可以表明自己严格执法和廉洁，同时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一旦不予复核发回重审，不仅会增加一二审法院的工作量，还会影响原承办法官的评优升职，不利于协调与一二审法院的关系。
“在我了解的死刑案件中，真正不核准的，很少属于‘可杀可不杀’的，大部分是‘根本不该杀’，‘杀了就是错案’。”他描述，“只怕杀错人，不怕错杀人。”
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人的犯罪动机、过往表现和被害人过错等酌量情节，在公检法机关面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孙中伟戏称一些判决书中的用语为“八股文”：犯罪动机极其卑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在更久远的年代，一句话几乎经常出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些措辞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干扰。孙中伟描述，用普通犯罪工具砍了一刀，也往往被认定为“手段特别残忍”。在一起因妻子偷情，而用锤子砸死第三者的命案中，法院称被告人“犯罪动机卑劣”。“哪里体现出卑劣了呢？”孙中伟反问。
甚至很多二审判决书中的用语，照搬一审。他评价：“办案人员缺少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机械执法，这是一种傲慢。”
最让他遗憾的是2006年底，死刑复核权即将上交的最后几个月时光。他采取的是手段是拖延时间，争取让案子延期至第二年。那段时间，一些死刑犯在一审、二审的过程中，充满了期待，不时有人问他“这是真的么？”、“是不是要像外国那样了？”
但一些地方采取了“加速办案”的手段，集中判决、执行了一些死刑案。
有些人，没能迈过这个“坎”，带着无尽的怨恨离开人世。其中一些甚至认为，“国家是故意的”。一些家属在独生子女被执行死刑后，连年不断上访，一到重要节庆或会议期间，便成为当地有关部门的重点照顾对象。
“一个人死了，让几十个人仇视社会。”孙中伟摇摇头，“法律的权威来自它的公正性，而不是残酷性。”
4 死刑犯的权利
死刑复核律师的遭遇，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死刑犯权利的缺失。
“我们有史以来，从没有让律师在死刑复核阶段，会见过死刑犯。” 2010年3月8日，温州某看守所的一名警察告诉孙中伟。 “死刑复核就是走个程序，是二审等待最高法签发死刑执行令的一段时间”。
他还说，此前曾有律师请示最浙江省高法也没有同意。该警察甚至现场给浙江高法打了电话，证实所言非虚。
孙中伟第一次遇到 “会见难”的问题。实际上，复核程序的办案机关是最高法，高级人民法院无权审批。他把电话打到了最高法，得到的答复是“看守所属于公安部管，如果他们同意，我们不禁止”。从早上一直僵持到下午6点，孙中伟提出“要向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反映”后，才得以会见。
孙中伟认为，法律上没有禁止死刑复核律师会见被告人的明文规定，会见是属于律师也属于死刑犯的一项权利。
目前，死刑复核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同样有没明确的司法解释。前者，孙中伟一般通过与一二审律师联系，复印部分卷宗。后者在实践中，法官是希望律师能够通过调查获得新的证据，以便查明事实真相的。
约见死刑复核法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步过程。
以前，孙中伟都要到位于南四环小红门的信访接待室申请约见。在那里发生过令他痛心的场景：曾误以为一个衣着邋遢、穿着拖鞋的男士，是来上访的死刑犯家属——然而对方同样是位死刑复核律师，没有公文包也没有卷宗档案，攥着一圈纸就来了。
后来，大厅门口设立了“律师通道”，意味着他“再也不用夹杂在上访户中，排很长的拥挤队伍通过安检”了。一次，经过据理力争， 他得以在位于北花市大街的最高法办公大楼约见法官。后者告诉他，这是他们“三年来第一次在办公大楼内接待律师”。
相对律师，死刑犯本人可能面临更不可控的侵权。
首当其冲的便是刑讯逼供。公检法三机关，对于以这种手段获得的非法证据，都有排除义务。孙中伟曾在《死刑改判操作指引》一书中，以警察杜培武杀妻案为例阐述：杜在法庭上展示了自己的伤痕和血衣，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很大，但遭到法官的严厉斥责——直到真凶被抓，才免逃一死。“人民警察尚且如此，如果换做普通公民，其处境可想而知”。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审讯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侦查机关存在逼迫犯罪嫌疑人“认罪”后才开始录音录像，或以设备故障为借口推脱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司法毒瘤”目前还未能彻底杜绝。
（实际上，被视为“铁证”的口供，也曾被孙中伟“推翻”过。吴国华故意杀人纵火案中，他发现没有一个客观性证据可以锁定吴国华为实施人。能证明吴国华杀人、放火过程，只有其自己的供述，且有多处没能达到“供证一致”。最终最高法裁定此案不予复核，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目前，还存在一个“死循环”的怪圈。两年前，孙中伟办理的一个不予核准、发回重审的案件，在地方高院拖了一年后，发回一审院重审。一审法院将案件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检察院又将案件退回到公安机关。一个五年前的案件，又回到起点。接下来，地方法院可能会再次判死刑，再次上报最高法复核。
孙中伟认为，原因在于地方各方都在规避“被害方的压力”。 其根源在于，最高法未能直接改判，造成下面“踢皮球”。但对被告人而言，只能在超期关押中遥遥无期的等待，造成“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获得公正审判的诉讼权，聘请律师、不受非法问讯以及与临刑前与家属会面的权利，是死刑犯最为基本的权利。孙中伟更愿意称之为“作为人的权利”。
最后一点，孙中伟有深切的感受。不久前，一位当事人找他为死刑复核阶段的儿子辩护时，才得知已经签署了死刑执行令。一些并非当地的死刑犯，其关押地与亲属相隔较远，法院在死刑执行前一天或几个小时，才通知家属——甚至一些法院在执行完死刑多日后，才通知家属去领骨灰。
此种情况中，没人知道从签署执行令到执行死刑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在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中，可供利用的条件是：“无人收敛或家属拒绝收敛的，死刑犯自愿或经家属同意利用的”。孙中伟认为，若会见权无法保障、死刑犯是否属自愿捐赠情况不明，该“盲点”可能会造成“最后的基本权利受侵”。
他希望《刑事诉讼法》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以保障被告人“最后阶段的人权”。
5 改变正在发生
“我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应逐步减少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做到少杀、慎杀。”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
作为保留死刑的少数国家，中国可判死刑的罪名绝对数量居世界之首。2011年初，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将票据诈骗罪、走私文物罪、盗窃罪等13项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占刑法死刑罪名的近五分之一），从死刑名单中取消。有分析认为，与以往“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相比，此举“迈出的步子很大”。
作为亲历者的孙中伟，也明显感觉，最高法的法官们法学理论水平明显高于地方法院。早在2007年之前，最高法通过从地方法院遴选优秀法官、各政法学院选调教授和社会公开招考等方式，吸收了大量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不少人是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研究生获或博士，对法治有着一定的信仰。而原来的刑事审判庭，从两个扩充到五个。
这一切都在为行使收回死刑复核权做人力准备。
通过各方努力，以及最高法体制内的力量推动，接待律师的场所也发生了改变：一些庭室可以在办公区的会议室、办公室接待死刑复核律师，后来最高法死刑复核大楼专设了一个接待室。约见法官的途径已经基本通常。
不少法官在听取律师当面陈述时，为其倒水，耐心听取意见。他们更关注于案件证据和事实上的硬伤，并希望律师能帮忙多做一些被害人家属的赔偿工作、劝被告人家属努力赔偿，以缓和社会矛盾，真正实现结案事了。
而他同时体会到，死刑复核领域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直接规定，所有死刑复核案必须提审被告人，但未解释是否包括视频提审。在法官工作压力巨大的前提下，为了提高效率可能会选择这种远程的方式。孙中伟认为，为了避免“节目录制”、“表演”出现的可能性，应确立直接问讯的原则。某次，为了能让法官亲自提审，他曾有意无意的透露，犯人关押地是个旅游观光的好地方，最终得以如愿。
此外，目前的复核程序中，并未提及对死刑犯的法律援助问题。据孙中伟统计，有律师参与的案件不予核准率明显高于没有律师的。当被告人家属没钱委托律师时，法律援助是必要的。是否听取被害人一方的意见，也未纳入复核程序，不利于公平正义。
而因行政色彩导致的程序封闭性，会招致“不透明”的质疑。2013年，经过多方呼吁，死刑复核在新刑事诉讼中写进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查监督”。
孙中伟律师有一个理想化的期望：通过改革与设计，将死刑复核这一性质定位尚不清晰的程序，完成诉讼化，使死刑案件实现“三审终身制”。
当这条路走得再远一些时，他希望人们能够思考这样的问题——死刑，这一剥夺生命权的最严苛的刑罚，是否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美术的功底，对做导演是非常有帮助的
宁浩1977年出生于山西，父亲是一名钢铁工人。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乖学生，和“好学生”挂不上钩，但放任不羁的成长经历却成为他日后创作电影的重要积淀，也让他描摹小人物的手法格外生动。
杨澜：说说你小时候的街头故事？
宁浩：我从小生活在太原，太钢子弟。街上白晃晃的，没有树，阳光晒得人都黑黑的，蹲在路边上，一排人抽根烟、聊天、打扑克，干各种不靠谱的事。
杨澜：你是不是一个帮派的领袖一类的？
宁浩：没有，我做不了领袖，我努力想奔那儿去，结果发现不是那块料。
杨澜：做过冒险的事吗？
宁浩：都是小孩嘛，那时候就是恶作剧呗，点着辣椒扔到老师的垃圾道里什么的。
杨澜：点着辣椒？
宁浩：就是那种干辣椒。点着了放在垃圾道里，整个楼就进不去人了。给我10块钱让我去买春联，我一般都会把10块钱买炮仗，然后就到别的楼梯，等着别人贴完了之后，再给揭下来。
童年的宁浩学习成绩平平，又喜欢恶作剧，是个让老师头疼的学生，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特长的发展。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宁浩最先喜欢上的是画画。他对美术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三四岁的时候。绘画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专注爱好的乐趣，也让他第一次经历人生的挫折。
杨澜：好像你最早迷恋的是美术吧？好像是在病房里边，跟其他小女孩一块看小人书吧？
宁浩：是，住院嘛。住院之后没什么事干，那时候都有小人书，开始描。
杨澜：还记得是哪本小人书吗？
宁浩：《西游记》。
杨澜：那一套画得特别好，特别细白，描得特别好。
宁浩：后来就特喜欢画画，后来考上山西省电影学校以后，就觉得生活突然有希望了。觉得有一种别的可能可以选择，所以就特别热爱这件事儿。
杨澜：后来什么原因让你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宁浩：我考大学的时候体检，发现是色弱，就是视力的一种缺陷。红绿会有，很复杂的情况下有时候有点分不太清楚。
杨澜：要和这个爱好分手的时候，就像热恋的时候，跟恋人分手一样吧？
宁浩：对。
杨澜：你怎么形容当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