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速发展的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制造富豪。然而这些制造品，正在忙着更换自己的国籍。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导，超过16%的中国富人已经移民或向其他国家递交了入境文件，44%的中国富人打算近期移民。而胡润《2014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统计，2013年，中国以930万的移民数量，成为次于印度、墨西哥、俄罗斯之后，全球排名第四的移民输出国。
近年来，移民风潮早已为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除了子女教育、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因素之外，“忧虑个人资产安全”成为移民重要原因——当国内的法治环境无法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时，如果财富的拥有者感到不安全，他们会倾向于把财富转移到制度更加完善的海外。
1. 到国外安家
2014年9月的北京秋季房展会上，与北京地产项目的冷清相比，火爆的海外地产项目成为主角。
北京秋季房展会场馆里，众多的海外地产项目让人眼花缭乱——数百个海外参展项目分布于展馆各个方位，卖力地推销着包括美国、加拿大、葡萄牙、希腊乃至塞浦路斯在内的三十多个国家、地区的楼盘。
对房展会成为“海外专场”，参与本次房展会的地产从业者李楠早有心理准备，“相对北京本地项目的冷清，最近几年，海外地产项目逐渐成为主角。北京房展会5年前开始有海外展位，到如今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家海外企业参加。”
在李楠看来，这是大势所趋——这些海外楼盘的购买者，多数都会详细咨询移民的相关。近几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富人们只要聚在一块，话题慢慢地便会集中到移民上。
因为工作原因，李楠偶尔会受邀参与一些富人的聚会，地点通常在北京的私人会所里，聚会参与者多数身家在数千万以上。聚会时，富人之间的一个固定话题便是移民海外。
在这些隐秘的地下聚会里，高谈阔论的富人之中，很多已经完成了移民，把家安到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
李楠印象最深的一位富商把国籍移到了塞浦路斯，一个面积只有几千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万的岛国上。
这个已经加入欧盟的地中海岛国，为外国富人们提供着诱人的移民政策：国外投资者只要在该国购买30万欧元以上的物业，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记录及经济状况良好，并且在当地银行存放定期3年的3万欧元存款，就可以申请相当于永久居留权的“移民许可证”，获得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免签权。拿到长期许可后，只要保证每两年回去一次，就可以在5年之后申请塞浦路斯国籍。
“现在，30万欧元甚至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像样的房子。”那位富商说——对他们来说，这个选择只需要简单的权衡。
中国不乏跟他同样想法的富人。公开资料显示，自2009年购房送永久居住权的政策推行后，截止2013年初，已有2千多位中国人在塞浦路斯投资落户，这为岛国直接带来6亿欧元以上的投资。
在李楠接触过的客户中，有十几位已经通过海外投资更换了国籍。李楠回忆，这个群体的一个共同点是：多位人即便把国籍移到了国外，也不会离开中国。那位把国籍安在塞浦路斯的富人，每年只会抽出十几天时间去享受一下地中海的阳光，剩下的时间还是在国内做经营。
除了“国外安家、国内赚钱”，这个群体的共同特征还有对个人财产的忧虑。
据尽管中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加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条款，2007年物权法包含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内容，但立法初衷和现实中的有法不依形成了鲜明对照。近年来由于强制拆迁而导致的致死、致伤事件屡见不鲜，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条款形同虚设。
财经网报道，一位企业家办理完赴加拿大投资移民的那一刻，终于长出一口气：终于安全了。
2. “没有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就是易碎品”
近年来，富人移民潮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报导，超过16%的中国富人已经移民或向其他国家递交了入境文件，44%的中国富人打算近期移民。
据胡润《2014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统计，2013年，中国以930万的移民数量，成为次于印度、墨西哥、俄罗斯之后，全球排名第四的移民输出国。
除了子女教育、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因素之外，忧虑个人资产安全成为重要原因——当国内的法制环境无法有效保护富人私人财产时，如果财富的拥有者感到不安全，他们会倾向于把财富转移到制度更加完善的海外。
“政策”、“波动”、“不确定性”是浙江籍商人马可和朋友们聚会时一致的感叹。他们这批“先富起来的人”，能够最早嗅出风向的异动。2014年，出于对个人财富安全性的隐忧和国内法治环境的不满，他刚刚移民澳大利亚，。
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以及众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导致了经济、企业形势的严峻局面，银根紧缩的年头来了。在马可的浙商朋友圈里，很多人在为融资问题头疼。然而，在中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常常受到歧视——全国工商联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浙商出于无奈，向朋友寻求民间借贷，以非法吸储案被刑拘。民间借贷案中，最出名的当属浙江吴英案。2009年，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死刑。在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呼声下，2014年，吴英改判无期徒刑。
改判后，吴英案继续波澜——她的父亲吴永正因“诬告领导”被捕。被捕前，吴永正一直在质疑吴家涉案财产被“贱卖”。据吴永正的说法，仅本色集团旗下的“本色概念酒店”吴英当初对其的直接投资就达到了8000万元，但最终以450万元的价格拍卖。当年，吴英以2000万元购入的30辆车辆也以低价出卖。
此外，吴永正对处置吴英财产的主体表示了异议——他认为，无论是东阳市政府还是东阳市公安局都没有权力对吴英和本色集团的资产进行拍卖，而应该由法院来处分。
混乱的吴英案成为马可和诸多浙商朋友最终决定移民的原因。“没有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就是易碎品。生意越大，背景的危机越大。”马可叹息。“在中国，生意做得再好，一样怕官员”。
3. 谁来保护富人的财产权利
这种忧虑并非个案。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财产遭侵犯的事件并不鲜见。
在2012年“公权力与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利保护论坛”上，参会的专家们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除了一贯受到市场准入限制外，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及人身自由被公权力侵害，已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家安全感下降，移民境外渐成趋势。私营企业家财产权受到侵害的背后，有共通的规律：地方官员利用权力，以“专案组”的形式，组织公、检、法联合办案，先罗织罪名，把企业家甚或家庭成员投入牢狱，然后侵夺民营企业资产及个人合法财产。
还有很多富商的财产以“打黑”的名义被剥夺——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重庆民营企业家遭遇灭顶之灾。张德江空降重庆、拔乱反正时，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不受非法侵犯”。
“当我了解到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期间很多违反法治原则的做法，对于企业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万科董事长王石曾就此评论。
专家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除了一贯受到市场准入限制，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及人身自由被公权力侵害，已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家安全感下降，移民境外渐成趋势。能让企业轻易毁于一旦的，正是官员手中没有受到法治约束的审批、监督、管理等权力。为了企业生存，一些出资人不得不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与各种政府人员建立关系上，而这也为企业发展埋下了隐患。
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认为，在中国社会，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受侵害，是中国公权力缺乏制约、法治建设滞后的必然结果。“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剥夺国企下岗职工、农民，靠卖中小国有企业、‘卖地’等维持运转。现在，这些手段日渐不灵了。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就去剥夺民营企业家的财产。”
何兵指出，当务之急，首先是解决司法不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则认为，当前民营企业权力受损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受损，是公共权力滥用的一种情形。从民主和法治的原则看，公共权力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