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24日)

　　唯一一次和邓小平单独合影

　　记者：爱老，我一进门就看到了您和邓小平握手的合影照，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场合拍的？

　　爱泼斯坦：1985年4月20日，我在人民大会堂过70岁生日的时候，邓小平和邓颖超特意前来祝贺，在场的国家外专局的同志为我们抢拍了照片。另外还有几张邓小平向我举杯祝贺的照片，这也是我在中国唯一一次和邓小平单独合影，真的非常珍贵，我一直将照片摆在客厅茶几上。　　

　　记者：从许多报刊资料中我们都能看到邓小平亲自为您祝贺70岁大寿的精彩报道，您能不能亲自为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

　　爱泼斯坦：在我70岁生日的时候，国家外专局和宋庆龄基金会计划为我安排一个生日庆祝会，前几天就有同事告诉我，邓小平要把我的生日庆祝会定在人民大会堂，并要亲临祝贺。

　　生日那天，邓小平，邓颖超，还有康克清等其他一些中央领导都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与邓小平接触，当时已经81岁的邓小平精神矍铄，健康硬朗，没有任何领导人的架子，很亲切、很自然。邓小平先是祝贺我的70岁生日，并对我能在中国坚持工作52年进行了称赞。随后，我们一家人和邓小平、邓颖超围坐在一起共进午餐，闲聊一些家常。

　　希望在孩子的身上

　　记者：许多后来的回忆录或新闻报道都提到了您的小孙子宁宁，这是为什么？

　　爱泼斯坦：当时只有6岁的宁宁非常讨邓爷爷、邓奶奶的喜欢，邓小平笑着对我说，到本世纪末他才20多岁，到那时情况肯定比现在好多了，孩子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第二个奋斗目标。我说，他们还可以为第三个目标服务呢！邓小平点点头很爽朗的大笑起来。

　　现在的宁宁已经是大小伙子了，还在美国读书呢。

　　轻松谈笑磨难

　　记者：在当时的交谈中您还记得印象深刻的话题吗？

　　爱泼斯坦：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邓小平问我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我告诉他在监狱中度过了5年时光，他告诉我自己也离开工作岗位有6年的时间，并笑谈道：我没有进监狱，比你的处境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当我们再谈起这个话题时，已经非常轻松了。

　　记者：好像从那以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国家领导人来祝贺您的生日。

　　爱泼斯坦：哈哈，有过几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的出生日期了，许多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也是在生日那天拍的。

　　没机会采访到邓小平。

　　记者：其实，您最本色的职业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您有没有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邓小平？

　　爱泼斯坦：说起来有些遗憾，在抗战时期，我一直在延安工作，而当时邓小平负责晋冀鲁豫地区的工作，没有见过面。其实对邓小平是早有耳闻的，刘邓大军在当时的知名度是很高的，还有些传奇色彩，这些外国记者都知道的，但总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没机会采访到邓小平。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次面对面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见到邓小平的，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

　　爱泼斯坦：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就很关注他的政治活动，他在“七大”和“八大”上作过报告，我都看过。但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是1985年的事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一段时间，很受世界注目，有一批外国记者来集体采访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情况，我作为当时《中国建设》的总编也参与其中，其间邓小平与这些记者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短暂的交流，算是一个记者招待会吧，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思维非常敏捷，也很有风度，给外国记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国记者经常提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会不断纠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但由于接见的时间很短，我没有和邓进行更直接更亲近的交流。

　　记者：这之后与邓小平还有哪些接触和交往？

　　爱泼斯坦：以后就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又负责《中国建设》杂志的编辑工作，有时在一些会议和公众场合见过他，但没有直接的交流。

　　为《邓小平文选》和《香港基本法》做英文译注

　　记者：尽管再没有与邓小平面对面的交流，但您为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对外宣传做了大量工作，我看您手中就拿着一本英文版的邓小平著作，是您负责翻译的吗？主要内容是什么？

　　爱泼斯坦：这本书翻译过来叫《邓小平论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我不知道中文对应的书名是什么，主要包括了邓小平在1987年之前发表的文章，其中论述的内容很广泛，有关于一国两制的，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及关于和平共处、党的纪律等等方面的论述。在中国改革开放不被国际了解和认识的时候，对外宣传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参与了邓小平主要著作以及《邓小平文选》的英文版译注工作，但我不是翻译家，而是最后把关的人，因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说法需要寻找类似含义的词语来说明，所以最后的把关很重要，否则会出现误解和歧义，可能我这个母语是英语的“中国通”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记者：政府部门还特别邀请您参与了《香港基本法》的英文译注工作，您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爱泼斯坦：那时候在广州专门组织了一个《香港基本法》起草小组，由内地和香港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包括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我是负责《香港基本法》英文版译注的，小组成员都非常敬业，在广州开会讨论了大约有两周时间。不好意思，许多细节都记不清楚了，哈哈，我对几十年前的事情印象深刻，但往往上星期的事情却忘记了。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记者：您在对外宣传方面的突出贡献得到过历届领导人的赞扬，尤其是您从1951年开始负责编辑的重要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后更名《今日中国》）更是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邓小平也高度称赞过《中国建设》在客观真实宣传中国经济建设成果的重要作用，是这样吗？

　　爱泼斯坦：《中国建设》是当年周恩来总理积极倡导创办的，宋庆龄邀请我回来负责该刊物的编辑工作。当时我在美国，冲破了各种阻力回到中国，在创刊时期也十分艰难，我们要在火车上颠簸四天四夜赶赴上海看清样和督印，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让这份刊物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尤其是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外宣刊物承担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和职责，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改革魄力令人钦佩

　　记者：让我们羡慕的是，您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当过战地记者，又负责编辑过外宣刊物，采访和接触了众多中央领导，更是与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过亲密接触，您是如何评价邓小平在其中的贡献和地位的？

　　爱泼斯坦：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也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事实一再证明了邓小平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性，摆脱贫困是中国的最基本问题，社会主义也只有通过提高生产力、通过富民强国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所以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改革魄力是令人钦佩的。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果都是惊人的。尤其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发展速度已经跃居世界前列，这让许多外国人惊讶不已。而联系到日常生活，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周围发生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富裕了，生活乐趣多了，我可以更多的去外国旅行和访问，去看望我的亲属和老朋友，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中国就是我的家

　　记者：一提到您的传奇经历，我们都很钦佩，您两岁从波兰来到中国，扎根在这片土地，在1957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在跨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您亲眼目睹并亲手记录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是这一阶段中国历史当之无愧的见证人。当然，苦难深重的中国革命历史给您的人生经历增添了太多的坎坷和波折，您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爱泼斯坦：我在最近刚出版的《见证中国》一书中说过，“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的。”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我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在中国工作和生活71年的最真实的原因和动力。

　　爱泼斯坦简历

　　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重返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一直居住在中国，继续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

　　在一个略感闷热的午后，我如约来到爱泼斯坦的家中，爱老的家位于香格里拉饭店后面的美林公寓，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爱老是一位非常和善慈祥的老人，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外面是不是很热，先喝点水吧。”纯正的普通话和最家常的问候语让我们感觉他似乎和一般的中国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只要看到房间墙上和桌上的照片，就会知道这位蓝眼睛高鼻梁却以中国为家的世纪老人与众不同之处。

　　墙上的照片是爱老在延安照的，旁边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代革命家，那时的爱泼斯坦是一位意气风发的著名战地记者。还有一张是和宋庆龄的合影，爱老与宋庆龄有着40多年的友谊，是宋庆龄非常信赖的朋友。宋庆龄拒绝了许多人为她写传记的机会，而把唯一的自传授权给了爱泼斯坦。再有一幅照片就是与邓小平握手的合影，那是爱老70岁生日的时候，邓小平专程来祝贺的场景。

　　爱老非常配合我们的采访，当记忆出现“问题”时，爱老会可爱的笑起来，“不好意思，我忘记了”，随后，他就回头叫老伴黄浣碧，“老太太，帮我回答一下。”那种神情让人忍俊不禁。他还很炫耀地向我展示，“我没有掉一颗牙，牙好胃口更好，长寿的关键是要什么都吃，遇事情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