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者的身影

　　“保钓”运动甫一开始即以“第二次五四运动”自况，甚至打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作比照。

　　连续两次的游行示威让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于一向沉默的中国学生的印象为之一变，而真正让他们开始关注到游行示威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国家力量，则更多地依仗当时已近功成名就的著名华裔学者。

　　“4·10”华盛顿游行后，各地“保钓”成员合捐6万美元在 《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整页的大广告，表明钓鱼台列屿应是中国的领土，是为留学生就钓鱼岛问题向美国社会的公开抗议。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当时正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做教授，在留学生们的再三邀请下，挺身而出，为首签名发出了一份告美国政府公开信，阐述钓鱼岛问题的实质，呼吁归还中国。

　　丘成桐多少有些惊讶，他说，“老师素来用心学问，也不很支持学生上街游行，陷于运动热潮，常常劝我们学业为重，这才是爱国之正途。”

　　“4·10”游行结束后不久，张信刚回到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办起了钓运杂志《水牛》，现中科院院士李椿萱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这是一份纯手抄杂志，李椿萱回忆说，“杂志宗旨为启蒙，主要是介绍新中国的现状和建设成就，阐释社会主义理论，偶尔也会刊发一些散文、诗歌等感性文字。”《水牛》每期从两三百份稳定升至五六百份，开始在当时全美数十家类似的钓运杂志中脱颖而出。编辑部开始收到一些鼓励的信笺和捐款，主编张信刚意外地从支持的来信中发现了田长霖教授和吴家玮教授的名字。

　　田长霖，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美国首位亚裔校长，彼时正是伯克利分校热系统工程系系主任，领导着18位教授。行政研究工作之外，他不顾个人利益，站在旧金山中国城的花园一角慷慨陈辞，公开批评台湾处理“保钓”的态度。事后因之被列在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上，将近十年的时间不能回台湾，更是多次被排挤在“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之外，台湾方面在提到他时，都以“××教授”称呼。

　　而前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吴家玮教授当时已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他对本报记者回忆说，自己当时相对冷静，没有参与上街游行，但一直在背后支持学生们办杂志、开研讨会的行动，多次捐款，甚至投稿。当时他正积极参与《科学月刊》的编辑，大量撰写科普和时势分析文章，试图启迪民智，呼吁理性，“其实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参与运动。”

　　30年后，这3位因“保钓”而纸上相遇的教授，如今都以华人圈里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长形象被记忆。

　　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先生，当时年过半百，但仍激情洋溢。“我选择了以我的特长来支持学生运动，就是以演讲和著文的方式为‘保钓’运动鼓呼。”

　　“保钓”运动期间，何炳棣先生发表演讲不下四五十次，尤其在后期钓运向两岸统一运动的转变中功不可没。1972 年，他访问祖国后写就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被留学生广为传抄，30年后依然被诸多“保钓”学生啧啧提起。

　　何炳棣多次提及与杨振宁在“保钓”中的合作，并引用当年台湾当局口中的“杨匪、何匪”自况。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杨振宁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本报记者多方努力终获得杨振宁当年的数千言演讲辞，这篇名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一文里，杨先生从他所见的上海女性穿裙子，讲到科研事业、文化传统，无往不包，最后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作喻新中国气象之变化。

　　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忆及往昔，认为“这场‘保钓’运动，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当时的中国是不开放的，而它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海外学子了解中国”。

　　吴仙标是目前为止海外留学生竞选美国副州长成功的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个人；他还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华裔。

　　1971年，吴仙标发起组织的“德拉瓦州保卫钓鱼台(注：台湾地区称为钓鱼台)委员会”编印了一本关于钓鱼台的小册子，说明钓鱼台的历史和领土主权，并分发给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此间，他还先后访问了4位联邦参议员、30多位联邦参议员的智囊班子主要成员，在“喝啤酒”、“喝咖啡”中，不知不觉地向这些人灌输钓鱼台属于中国领土的观念。

　　这些最著名的华裔精英无一不在关键时刻，站在关键位置上踢了“临门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