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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游行未能奏效
1970年前后的美国校园，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大陆因为尚未开放，鲜有留学生赴美，总计人数近万人。
当时，港台留学生对于台湾当局普遍持有两种态度：激烈的反对和相对平和的改良，由这两种态度而派生的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感，也既有向往，亦有疏离。
因为钓鱼岛的归属关系中华民族的荣辱，留美学生中的不同政治立场得以共归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
1971年1月29日，北加州金山湾区9所高校的500名留学生在伯克利分校的呼吁下，自发集结在旧金山市，掀起了“保钓”游行示威活动。时间定在1月29日，暗合当年的“12·9”爱国学生运动。
香港理工大学刘佩琼教授至今记得，当天阳光明媚，她和加州州立大学的同学们天没亮就坐着两辆大巴赶至旧金山。游行队伍从圣玛丽广场出发，沿路经“台北派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以及日本领事馆，并向当时的“总领事”周彤华递交了呼吁台湾当局捍卫领土主权的请愿书。
丘成桐则对记者说，他在游行中亲眼目睹身边的朋友被不明分子袭击，“眼镜都被打破了”。事后他才知道，几乎在同一天，纽约市、芝加哥、西雅图和洛杉矶均发生了类似的留美学生“保钓”游行。
“保钓”的浪潮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激荡着美国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但“1·29”游行之后，台湾当局并没有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和软弱举措，再度催生了更大规模的华盛顿“4·10”大游行。
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是属于中国留学生的世界。华府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上，来自全美三十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此。“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张信刚为了参加这场游行，丢下待产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连夜开车，从布法罗奔赴华盛顿。更多的留学生从罗德岛，从密歇根，不惜十几个小时的夜车赶至，甚至加拿大“全加中国同学联会”亦风尘仆仆赶到。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高唱《毕业歌》、《黄河大合唱》。威斯康辛大学学生甚至自创了“钓鱼岛战歌”，留学生满含热泪，振臂呐喊“中国，站起来，起来！”
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钱致榕在日本使馆前登高一呼，慷慨陈辞，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典故痛斥拱手交让钓鱼岛为汉奸卖国之行为，场下掌声雷动，34年后，每忆及此，钱教授澎湃依旧。
历经半年的激情之后，“保钓”意识虽然在留学生心中扩散，但“保钓”行动却没有造成任何现实上的改变，台湾当局鲜有动作。留学生们越发意识到，钓鱼岛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仰仗于中国的真正强大，而两岸分裂的状况让他们更为深入地关注到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保钓”运动开始从最直接的钓鱼岛问题延伸至两岸统一的讨论上。
“4·10”游行结束不久，1971年的秋天，博士毕业的丘成桐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他又积极参与了该校的国是讨论会，“每星期一次，我几乎都去，算是比较积极的一位。”他不喜欢发言，总是在一旁倾听，“知道了许多关于新中国、两岸关系的事情”，“两岸统一”成了经常闻及的词汇。
1971年9月安娜堡国是讨论会在密歇根大学召开，全美高校的100余名“保钓”精英齐聚一堂，就“保钓”行动的发展方向出谋划策，议题渐渐从单纯的爱国保土集中于促进两岸统一之上，这成为“保钓”运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幕。
本报记者寻访的“保钓”精英(部分)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讲座教授，83岁，现居北京
何柄棣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芝加哥大学荣退讲座教授，88岁，现居美国
丘成桐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数学费尔滋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得主，56岁，现居美国
田长霖(前加州伯克利分校校长，已逝)
蒲慕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教授，58岁，现居美国)
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72岁，现居台湾)
吴家玮(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68岁，现居美国)
张信刚(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校长，65岁，现居香港)
陈治利(从商，68岁，现居美国)
林盛中(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台盟中央前主席，63岁，现居北京)
李椿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66岁，现居北京)
苏纪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70岁，现居杭州)
林孝信(《科学月刊》创办人；台湾社区大学促进会常务理事，)
刘佩琼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60岁，现居香港
部分已逝“保钓”精英名单
许泰和
陈恒次
蔡诗东
王浩
章苏民
林碧碧
鲍永平
陈挹芳
廖秋忠
张晓春
孟仪正
任之恭
王国祥
胡家缙
李福祥
许金珠
袁葆生
陈毓祥
郭松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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