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接见“保钓”人士

　　1971年9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陈治利突然接到电话，“是东部李我焱打来的，说要组团回中国参观，征求有居留权、学业不致受影响的人加入”。

　　陈治利与李我焱后来均成为“海外保钓第零团”的成员。　　　

　　原来，1970年肇始的海外“保钓”运动在近一年的风起云涌后，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关注。尤其是1971年4 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后，举世震惊，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四天后，《人民日报》(1971年4月24 日第六版)率先对此事进行详细报道；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表示，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的维护民族主权的爱国正义运动，“将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但囿于之前中美关系的冷淡及两岸的敌对态势，这场“保钓”运动的具体情况和信息一直无法畅通地传递至大陆，迫切需要搭建一道沟通的桥梁。而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钓”运动在最初游行示威的激情过后，也进入了反思和总结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学生竞相开展的国是讨论会，议题也渐深入至中国前途的讨论上，促使两岸统一成为许多留学生的共同选择。这一年9月的安娜堡国是大会上，“去新中国看一看”成为许多与会者热切的愿望。

　　开完这次大会几天后，当时的全美“保钓”运动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获悉了中国政府拟邀请海外“保钓”学生组团访问祖国的信息。这一口讯是当时新成立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委托李我焱的同学伍经元传达的，对外名义是参加1971 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其时美国还未完全承认新中国，但两国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美国刚刚通过一议案，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游，这成为访问团顺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权，大概是为了万一出现意外，团员依然能够回到美国。”李我焱回忆说。

　　陈治利在征得妻子同意后，又主动推荐法学院的陈恒次同学参加，陈恒次得以成为访问团里惟一的台湾本土籍留学生。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刘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电话邀请，在与朋友的一番深思熟虑后，他选择了放弃，理由是“条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最终成行的访问团一共五人，李我焱为团长，四位团员分别是陈治利、陈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这五人均来自台湾，基本都是‘保钓’运动各个地区的联络人。”陈治利说。

　　9月底。出发前夕，五人特意经纽约参加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集会，并在旅途中传来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访问团群情激昂，“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破冰之旅。”34年后的今天，陈治利提及往事依旧难捺激动。

　　1971年的国庆前夕，由海外“保钓”运动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基于当时的两岸形势，这次访问自始至终，“不上报纸，不拍照片”，成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片段，也被参与者戏称为“保钓第零团”。

　　返美后不久，访问团团员在各地留学生的要求下，四处演讲，陈恒次和陈治利两人，更是开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在中西部、南部学校间穿梭，将他们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义不容辞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后，李我焱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经联合国考试录取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生一下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受访问团演讲的影响，去往联合国工作以作报国之途的留学生共有80多人，“他们几乎都有博士硕士学位，大多是放弃自己的专业，改而从事语文工作，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保钓第零团”的访问成功，开通了海外学子与祖国定期沟通的渠道，其后1972年、1975年，“保钓”第一团、第二团，接连循着他们的足迹，跨过大洋。张信刚参加的是1972年的第一团。当时周总理不管多忙，总是尽量亲自接见这些海外归来的学子，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感。

　　不过，事实上从1971年9月安娜堡国是讨论会在密歇根大学召开开始，“保钓”人士“政治立场的分歧开始显现，有些人选择了退出，有些人更加执著”。参与此次讨论会的刘大任向本报记者回忆道。

　　至1972年5月15日，美国依旧对外宣布，遵循《美日联合公报》如期将钓鱼岛的托管权交予日本，轰烈一时的保钓运动遭遇挫折，陷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