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满洲国是王道乐土’根本就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谎言。溥仪则在谎言中自欺欺人地继续着他的皇帝梦。溥仪登基用过的大殿，那局促的空间正是溥仪有如笼中鸟一般生活的写照。”

　　——《东北十四年沦陷史》副主编李茂杰研究员

　　溥仪每次理发日本人都要管

　　如今的伪满皇宫已是长春市最有名的旅游景点，每年的这个时候，成群结队的游人都会慕名前往，参观这个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帝宫”。溥仪在这里、在日本关东军的掌控下做了14年的傀儡皇帝，这里的一砖一木、一花一草，都是那段屈辱历史的真实见证。8月8日，记者走进了这个庭院，走近了这段历史。

　　如同笑话：中国龙与日本菊花、欧式吊灯共处一室

　　整个伪满皇宫占地约13.7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共分为勤民楼、同德殿、缉熙楼、怀远楼、东西“御花园”等几部分，初进伪皇宫，最强烈的感觉竟是“不伦不类”。

　　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赵继敏告诉记者，整个伪皇宫均为日本关东军设计建造，以日本和西洋建筑风格为主。之所以又加入些许的中国传统风格，正是为了掩盖他们的侵略本质而作的敷衍之功。

　　其中，东“御花园”和同德殿又是典型中的典型。

　　东“御花园”位于伪皇宫的东侧，“你看这小桥、流水，这种不高的灌木园林，还有日本特有的四角灯台，都是典型的日本园林景观。”赵副院长告诉记者，这还不算什么，东“御花园”的“魂”，要登上一旁同德殿的高处，才能完全得见。她先给记者埋下了一个伏笔。

　　同德殿是整个伪满皇宫里面积、规模最大的宫殿，约5700平方米，从外表看来，这座琉璃瓦加身的二层建筑的确有些气势。“这座殿在1936年开始设计，1938年完工，取名同德，其实是取‘日满一心一德’之意。这房顶的琉璃瓦就能说明这点。”在赵副院长的指点下，记者看到，楼顶的琉璃瓦上，瓦背是日本式，瓦筒是中国式，瓦当上就铸有这“一德一心”的字样。

　　拾阶而上，同德殿的大厅，也就是广间（日语）里，欧式吊灯与雕梁画栋、中国龙共处一室，看起来颇有几分笑话的意味。大厅内有4盏很有些气势的吊灯，赵副院长说，其原型在1941年日军前方能源吃紧的情况下，被全部卸走炼钢铸了军火，溥仪对此没能发表任何意见。如今的这几盏，是后来博物院依原样复制的。

　　在同德殿里，除了伪满洲国的“国徽”——由代表东北的高粱花、代表日本的菊花、代表伪满的兰花组成的“兰花御纹徽”随处可见外，另一种，中央一个圆、外侧围满了各种花朵植物等的花纹图案更是布满墙壁、大门、地毯、家具。“这些还不算，你再从窗户往外看。”顺着赵副院长的手，二楼窗外，东“御花园”的景色尽收眼底。这才发现，原来整个东“御花园”也是按照这种形式来建造的——各种花卉植物簇拥着中央原岛。“这就是日本人另一个别出心裁之处，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溥仪，这里是属于日本的，这个标志就是他们‘大和民族中心主义’的体现。”

　　傀儡皇帝：“奏折”只签“知道了”、“可以”的字样

　　从1932年到1945年，溥仪在这里度过了14年时间。在日本人如影随形的监视和细微入毫的掌控下，他最终沦为了一个彻底的傀儡。

　　勤民殿本是溥仪当年处理政务、办公的地方。当伪满皇帝的初期，溥仪还算勤政，然而后来当他发现自己批办的奏折、文件不仅是日本人拟好的，更有很多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时，他的热情陡然下降。从那以后，溥仪基本上不进这个书房了。而且，我们也从博物院里保存的溥仪“圣旨”上看到，那以后的溥仪，在所有“圣旨”和“奏折”上，留下的全部是“知道了”、“可以”这些词。

　　除了政治上的控制，日本关东军还对溥仪的精神和生活上无所不控。14年里有10年，溥仪都是与一个人“一起”度过的，他就是“帝室御用挂”吉岗安直。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

　　在精神上，溥仪必须每天定时观看日本影片；定期祭拜伪皇宫东南角的“建国神庙”，里面是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神体的法器；在同德殿叩拜厅，表面上君臣是向溥仪参拜，实际参拜的却是日本“天皇”，因为方向并不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坐北朝南，而是坐东朝西。按照日本人的想法，东方是日本天皇所在。

　　“甚至溥仪每一次剪发，都要由日本人负责。”赵副院长说，日本人“管”溥仪，已经管到了溥仪的身后事。

　　“溥仪不能生育，日本人就想到了溥仪过世后的帝位继承问题。他们想到了溥仪的弟弟溥杰。”1937年4月，在日本关东军的“关怀”下，溥杰与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结了婚。过了不到一个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此事让溥仪大受刺激。而日本人则想的更为周全，他们担心溥仪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于是，又逼着他写下了另一个保证：如果有子，长到5岁必须送日本学习，由日本关东军代为教育。

　　拱手退让：一纸“议定书”，卖了全东北

　　勤民楼里的勤民殿虽然不是整个伪满皇宫里最雄伟的殿堂，但却是最能见证那段历史的地方。这种见证不仅仅是指，这里是1934年3月1日溥仪“登基大典”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溥仪“卖”掉了整个东北，换取了一个“皇帝”的称号。

　　“1932年9月15日，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当时的伪满‘总理大臣’郑孝胥代表伪满政府与日本人签订了经溥仪认可的‘日满议定书’。”赵副院长指着勤民殿里一张普通的书桌告诉记者。

　　在“议定书”里，溥仪将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给日本人，并由日本人管理伪满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日本军队所需的各种物资、设备由伪满政府负责供应。东北主权被拱手相让。

　　而在这之前，溥仪本有机会把日本的侵略事实向国际社会揭发的。1932年5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5月3日这天，溥仪和调查团会见时也是在这间勤民殿。他们向溥仪提出了两个问题：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看了看身边坐着的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后，溥仪老老实实按照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1945年8月11日，溥仪接日本人的指令“撤离”，随后几日，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匆匆颁布“退位诏书”，伪满洲国垮台，溥仪被苏军俘虏。这一场梦从此画上了句号。

　　受访者：赵继敏，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

　　采访时间：2005年8月8日

　　采访地点：长春市伪满皇宫

　　张景惠的讲话都是日本人拟好的

　　——访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

　　下个月，高丕琨就将度过他100岁的生日。如今，这位百岁老人平静地住在长春市郊风景优美的卡伦湖老年公寓里。100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就像卡伦湖的湖水，表面虽然平静，深处却仍有波澜。作为曾经的伪满洲国“总理”的秘书，他是那段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这段一直被高丕琨视为不光彩的经历，也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很多悲苦。记者与其交谈时，能感觉到萦绕在老人心头的那种难以言喻的伤痛。

　　张景惠常说，什么“总理”啊，就是咱出名义，人家乐意咋办就咋办

　　高丕琨1931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41年11月，因为日语好，经人介绍，高丕琨成为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的秘书，直到1945年3月。给张景惠当秘书4年，高丕琨每天都在伪满政府的核心机构里做事，他最为深刻的体会就是，“傀儡，‘皇帝’也是、‘政府’也是、‘总理’更是”。

　　百岁的高丕琨耳朵有些背，要靠外孙女的“翻译”，他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说起当年，他还是来了精神。

　　“张景惠是1935年当上伪满的国务总理大臣的。本来溥仪想让臧式毅当总理的，没想到日本人想让张景惠当，结果张景惠就是‘总理’了。”

　　高丕琨说，张景惠之所以能受到日本人的青睐，是因为他执行日本对“满”政策不遗余力，而实行方式更是挖空了心思，特别在日本的“军垦”和“开拓团”，也包括“移民团”的筹备，更加用心。

　　“日本人强占了中国人的土地，伪满官吏也多有不满。张景惠却说：满洲土地多，但人是老粗没知识，日本人用新技术来开荒，是‘找饭大家吃’。实际上，日本人不会种旱田，强占了中国人的土地后，还是中国人替他们种，哪来什么‘新技术’？正因为这样，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常对溥仪说，张景惠是‘好宰相’，是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的身体力行者。而张景惠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常常自嘲说，什么叫‘总理’啊，就是让咱们出名义，人家乐意咋办就咋办。”

　　张景惠不怎么来上班，讲话都是日本人拟好的

　　出生于辽宁台安的张景惠识字不多，日本人早在任命他之前就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可言。”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对他重用有加，而给这样一个人当秘书，就意味着要为他做更多的工作。

　　“张景惠的‘总理大臣’的印鉴由我掌握，一些要紧的事，如‘省长’、‘处长’的任命，都是事先由日本人总务长官跟张景惠说好，由我盖章生效。”

　　“因为是个傀儡总理，他本来就没什么事情做，后来他又生了一场病，就更不怎么来上班了，每天上午10点钟才来上班，到11点半就走了，下午2点钟来，到4点钟也就回去了。”

　　“我的工作主要是文案，‘总理大臣’要讲话，属于哪一部分的内容，就由相关部门的日本人次长负责起草。在伪满洲国，从皇宫到国务院、从省到县，都有一批日本官员，这就是伪政权的特点吧。这些日本官员，一般都以各部门次长、总务长或参事官的面目出现，却拥有真正决定权。日本人管得紧，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小会，张景惠开会要讲的话、材料，也都是先由日本人拟好，我再给翻译成中文，用小楷抄好，供他在会上读。你说，这样一来，他算个什么？我又算个什么呢？”

　　为了给日军造子弹，张景惠还下令把办公楼门窗的铜拉手卸下来

　　伪满政府执政期间，日本侵略者搜刮了大量的物资，而百姓却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中。

　　“整个‘满洲国’，对日本人必须要啥给啥。伪满对日本有一项政策，叫‘粮谷出荷’，就是征收粮食运往日本。为了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就要控制老百姓的口粮。很多农民连口粮和种子都交给日本人了。伪国务院出台了很多政策，对老百姓的口粮实行严格的配给，标准低得让人难以糊口。老百姓只好吃橡子面蒸的‘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掺糠和杂谷的‘协和粥’。1942年，有不少人因无粮可吃而自杀。

　　到了后来，日本侵略战争越来越吃紧，物资不足，连造子弹的铜都不够了，伪国务院就制定‘金属类回收法’，将百姓手中的金属制品悉数搜去，连门拉手、汤勺都要。张景惠还下令把伪国务院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点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交纳出去了！”

　　在这样的“政府”供职4年，高丕琨说，这是他一生的耻辱。而对于所有曾被这样的“政府”统治的百姓来说，更是一段难忘的屈辱史。

　　受访者：高丕琨，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秘书

　　采访时间：2005年8月7日晚6点

　　采访地点：长春市郊卡伦湖老年公寓

　　人物经历：日本战败后被前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返回中国，现居吉林省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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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满洲国

　　档案

　　伪满洲国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

　　1932年3月9日，日本正式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以溥仪为“执政”，以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年号“大同”。下设伪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实业部、交通部、立法院、监察院等机构。

　　1934年3月，日本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改“执政”为“皇帝”，改年号“大同”为“康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溥仪在通化宣布第三次“退位”，伪满洲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