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期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人为欲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毁我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一届代表大会递交的报告书
日军居然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
——亲历者徐德源回忆日寇的奴化教育
徐德源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着：“那段经历彻底破坏了我本应美好的青春时代，给我幼小纯洁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他现在仍会说流利的日语，但他并不以此为荣。他给子孙讲中国历史和国学，期望他们能铭记自己的根。比起军事上的侵略，日军对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侵略则像一只无形的黑手，将更多中国青少年的青春时代拉入了无边的黑暗当中。
被迫接受十年的奴化教育
1932年3月，由日本殖民当局一手操纵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此时的徐德源刚刚5岁，正是要上学的年纪。
“当时家道还好，父亲已知东北沦陷，被日军占领，不得不当亡国奴，但仍希望这些小辈即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也别忘了自己的根、自己的国家，因此在该上学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我送到应该去的公办学校‘官学’，而是把我送到了私塾，让我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可想躲还是没能躲过去。”
78岁的徐德源仍是一副快言快语的样子。但当年5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叫亡国奴、什么是沦陷，他只记得，那时，日本人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一旦说是中国人，就是“反满抗日”，会被逮捕关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大人们怕他们这些小孩子出事，出门前常一再叮嘱可别说走了嘴。
徐德源的完全中国式教育在1935年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当年伪当局“改良私塾”，他不得不退出私塾，插班到市立学校上了初小三年级。从此以后的1936年到1945年，整整10年时间里，他都不得不在伪政权控制的学校里读书，被迫接受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系列日伪奴化教育。
小学里上日语课
真正的奴化教育开始于1938年，日本人开始修改中小学生的学制，无形中，整个中小学的学年缩短了两年，一些基础的文化课被纷纷裁减。这个表面看起来并不经意的改变却就此降低了中国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国民文化知识水平的下降不可避免。
“你说，我们不过几岁的小孩子，好好的制服不能穿了，都换上了日本人黄军装样的衣服，后来还戴上了战斗帽！像什么样子？”几十年了，他对于那套做成日本军服式样的制服仍耿耿于怀，只要说起就愤愤的。“除了军服式样的制服，日本人开始在所有学校、所有年级里讲日语课，并且日语课从最初的每周一节增加到每天一节，到最后变成了完全日语教学。并且逐步在精神和思想上控制中国人。“在学校里，每天早自习必须分别背诵伪满的所谓“建国宣言”等文书。其中，背诵次数最多的是“回銮训民诏书”。朝会后，全班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随后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全文。开始是用国语背，后来变成完全用日语背。两年里背了不下数百遍，以至于时隔60多年后，到现在我还能够全文背诵出来。”
如果说对于小学、初中的孩子，日本人的奴化教育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的话，等学生们进入高小时，这种教育和改造就更加深入和彻底。他们不仅对教科书进行了修改，更组织学生进行高规格的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把他们送上对自己同胞的战场。
拜完溥仪再拜日本皇室
“他们把自己的‘战斗英雄’写进我们的国语课本里，让我们学习；他们还把我们国语中的精髓——那些名家诗词什么的全部删去，这样一来，我们的学生就根本学不到真正的本国文化，慢慢连自己的历史都忘记了。这样一来心理、精神上将逐渐被他们的文化、他们需要的东西侵蚀。由此看来，日本人篡改教科书是很有‘传统’的。”徐德源皱着眉头说，这段经历对于自己，既是耻辱，更是悲愤。
然而徐德源说，尽管当时学生们的外表都被改变了，女生都梳起那种童花头，男生穿的都是带绑腿的军服，生活的环境也慢慢变成了全部日语的氛围，但始终没有被改变的是孩子们的内心。那时，每天朝会，还要向伪满皇宫和日本皇宫行九十度鞠躬礼遥拜，然而只要身边没有日本人，学生们就都只会轻轻地点一下身就算了；上大学集会时常常要喊“天皇万岁”，开始时学生们不愿喊，常会因此挨打，后来大家发现“万岁”的日文发音很像中文的“半载”，就有人提议说“半载，半载，说明小日本只能蹦半年了，我们喊吧”，没想到，还真让这些学生们喊对了，过了不到半年，日本果真投降了，“能重新挺起腰杆做中国人、说汉语，真好啊！”这是属于徐德源他们的感慨。
受访者：徐德源，退休前系辽宁大学历史系教研室主任、教授。东北沦陷时期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建国大学，曾任伪吉林省公署民生厅文教科雇员。日本对东北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亲历者。
采访时间：2005年8月6日
采访地点：沈阳
中国人吃细粮反成“经济犯”
那时东北人主要吃粗粮，只有来了贵客或者照顾病人才吃一点细粮。细粮全被侵略者霸用，因此中国人吃细粮就是犯法，就是“经济犯”。
那时，纺织厂生产的棉布叫做洋布，非常贵，农村人买不起。农民都是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纱织布。自己织的土布叫做“家织布”。织布要用新棉花，有新棉花是“经济犯”，有织布机也是“经济犯”。
铜更是当时军火产品不可缺少的资源，日寇就把魔爪伸向被占领区的老百姓家里。铜盆、铜锅、铜锁、箱子和柜子上的各种配件，哪怕是一颗铜钉子，都必须交给日本鬼子；否则，被日本鬼子发现，你就是“经济犯”，就要蹲“笆篱子”。
老百姓把日本人要抢掠的东西叫做“干”。日本人要老百姓把种的粮食全部交“粮干”给日本人，一点也不留。日本人“配给”的豆饼水都煮不烂，是牲畜都不吃的东西，日本人却让中国老百姓吃。
日本要“征服世界”，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大量的钢铁，用来制造武器。最经济的办法是在中国东北就地炼钢、炼铁、炼焦炭、制造武器弹药，直接送到战场。这就需要在中国东北建炼铁厂、炼钢厂、炼焦厂、火药厂、炸药厂、炮弹厂……要开煤矿、修铁路、发电厂。东北的水力资源更是无法抢走的，只能在当地利用。
三年挖走本溪八成煤
——76岁郭金秀见证日军怎样实行经济掠夺
“辽宁本溪地区矿产丰富，为了掠夺煤铁资源，日本侵略者对本溪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剥削、奴役、压迫和屠杀。”76岁的郭金秀说，“从1941年到1945年，本溪80%的煤都被日本人拉走了，他们挖走的都是最好的煤。他们把煤直接运到日本，沉入大海里，留着慢慢用。”
矿上围着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
本溪市党史研究办的工作人员说，日本侵略者在本溪的掠夺，是以煤铁公司为主要基地，以钢铁和煤炭为主要对象。从1905年到1930年，主要是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出，在本溪开办了本溪湖煤铁公司和“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它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原料供给地和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工业基地。
1931年到1945年，本溪完全沦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日本对本溪经济的掠夺走上了垄断和独占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掠夺，对中国工人采取更加血腥的统治和灭绝人性的屠杀与迫害。日本侵略者通过招募、诱骗、强迫摊派、抓捕等手段，从华北和东北掠夺劳动力，并从1941年开始将关内被俘、被抓的抗日军民集中起来，分批押送到东北充当苦力。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人从关内用各种手段骗到东北的青壮年就达850多万人。郭金秀是9岁随父母从山东淄博被日本人骗来本溪，“一到本溪矿上，就看到围着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
12岁时，郭金秀的父亲就死在了矿上。剩下母亲和他，还有两个弟弟，“当时母亲还怀了孕，我们度日更加艰难。我是长子，虽然小，也要担起家里的担子。为了不眼睁睁看着全家人饿死，我只好下井当劳工，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活儿。”
差一点，我也成了“万人坑”中的一具白骨
“日本人拉走的煤，都是带着中国人血泪的。”郭金秀说。日本占领区的劳工干活，一分工钱不给；饿死了、累死了、打死了丢进“万人坑”。
“本溪湖肉丘坟”是1942年4月本溪湖煤矿瓦斯大爆炸中死难矿工的集体墓地。郭金秀的岳父就死于那次矿难。
事故发生一个小时之后，管事的日本人陆续来到矿上，他们竟不顾井下中国矿工的死活，命令地面扇风机停止送风，堵死井口，使大批尚有生存希望的矿工全部闷死在井下。
这是世界煤炭工业史上一次最惨重的事件，1800多名中国矿工在瓦斯大爆炸中遇难。日本侵略者为掩盖罪行，逃脱世界舆论的谴责，在墓前立了一块墓碑，仅在碑上记下死难矿工1327人。郭金秀还记得，第二天打开井口时，发现矿工的尸体摞了好几层。
南天门万人坑位于本溪湖柳塘南山沟，这是在一条长500米、宽200米的大沟内的露天万人坑。“开始时人死了，还用一个薄皮棺材装好抬到南天门倒出尸体再把棺材抬回来，后来人死的多了就不用棺材了，只是将死人扔到南天门万人坑，尸体遍地，根本不掩埋。死难矿工赤身裸体，任狼撕狗啃。”郭金秀说。他还记得，“1943年，矿上发生了‘霍痢拉’，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还没死，日本人就在他们胸前压上石板，病人很快就呼吸不上来死掉了，然后日本人像堆木头一样，把人一个个码起来，等够一车了，就拉到南天门扔掉。”
日寇采矿遗留后遗症
1941年，仅鞍山的昭和制钢所运往日本国内的生铁，就占了日本当年输入生铁量的65.9%。1943年，日本从东北掠走170万吨铁、87万吨钢、1378多万吨煤、40多万吨石油……日本破坏性的开采，正是造成今天东北矿产资源萎缩时代提早来临的根源。
据不完全统计，大仓财阀在本溪共掠夺煤炭资源近2000万吨，海锦铁7000吨，特殊钢17000多吨。进行掠夺性开采的日本侵略者，完全不考虑这样会给本溪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在煤矿开采之后，日寇根本就不采取回填措施，造成许多产煤区的地下都被采空。
日本侵略者对本溪煤铁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给本溪留下了大片的沉陷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沉陷区和棚户区是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本溪煤铁资源的两大“后遗症”，目前国家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资金对此进行改造。
受访者：郭金秀，1929年生，原本溪矿务局局长
采访时间：2005年8月9日
采访地点：本溪市平山区胜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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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摧毁中国教育
从最早的侵略实践开始，日本就一直尝试对中国的奴化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同时，他们对爱国的中国师生展开疯狂的镇压和屠杀。1936年，侵略者在伪安东省制造“教育界救国会事件”，抓捕辽东教育界爱国人士300余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从1933年到1935年，侵略者还主持出版22种39册“国定教科书”和23种29册“审定教科书”，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在各级学校里，日本都规定学生们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建国精神”，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通过每天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等，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的内容。
文化和知识对侵略者来说是危险的，他们需要的只是愚昧而顺从的劳动者。于是，中学被改成了技术学校，大学被改成了专科学校，除“建国大学”外，伪满并无综合性大学。
在战争中，侵略者造成关内129470余所初等学校、1926所中等学校和110所职业学校在战火中停办，造成近千万的学生失学；全国91所高等学校停办解散或迁往川、黔、湘、闽、皖、赣等边远地区。日本人用以代之的是毫无例外的奴化教育。
谁提“中国人”
就遭毒打
赵生荣老人在8岁时来到四平，他入读于四平市公立北街国民（优级）学校（现四平铁东北五马路附近）。在教学上，日语被定为“国语”，汉语改为“满语”。他们要求学生和老师都以“满洲国人”自居，谁提“中国人”，就要遭毒打或定为“思想犯”和“政治犯”被判刑。
学校教的第一课是“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第一首歌是“满洲国歌”，出操口令、向老师问安一律用日语，说不好就在日头下暴晒，直到晕倒，稍有不从，就被打耳光、踢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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