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征、奴役劳工是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14年间，日本侵略者使用诱骗、强征、掳掠等手段，先后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沦陷区，有计划地强迫输出和就地役使中国劳工达数千万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建平

　　受访者：王树熙，78岁，离休前任沈阳市沈河区检察院检察长

　　采访时间：2005年8月3日

　　采访地点：沈阳市沈河区

　　眼看着工友被活活打死

　　1998年9月14日，71岁高龄的王树熙徒步走进黑龙江省瑷珲县大城的小兴安岭林区，凭着自己的记忆，当他终于在层层密林中找到那片已经破败不堪的飞机场时，两行老泪从他的脸上慢慢滑落。“53年啊！我终于活着回来了！”

　　2005年8月3日，已经78岁的王树熙回忆起自己于1944年到1945年间，在黑龙江给日本人当劳工的500多个浸满血泪的日夜时，依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被抓到陌生地：离国境不到60公里

　　“火车一路向北，过了哈尔滨，过了孙吴，过了好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终点在哪里，那时我们觉得，自己也许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王树熙家在山东，父亲在他14岁时就因破坏日军在当地的电力设施而被日本人杀害。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他只身来到沈阳投奔亲戚，但因为年纪太小一直没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相继又到过大连、鞍山等地做工。1944年，王树熙再次回到沈阳，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灾难。

　　“那天是1944年的阴历三月二十，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刚到日本站（即现在的沈阳站），被两名日本人不由分说地带到了附近的一家旅馆。”不知所措的王树熙来到旅馆里时才发现，这间不大的旅馆里，已满满地挤了100多个像他一样被抓来的人。到了第七、第八天的时候，被抓的人增加到了300多人，正当王树熙和其他被抓的人都在疑惑自己将被日本人送到哪里去时，有人给王树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再生布做的棉衣和胶鞋。第二天，这300多名青壮年就被塞进了一辆闷罐车，开往了未知的目的地。

　　“火车向北开了三天，透过车厢的小窗可以看见路过了哈尔滨、孙吴，到了一个叫山神府的地方，车在此停了很长时间后又向山里开，一直拉到了瑷珲县大城的山里，离前苏联国境不会超过60公里，这天是农历四月初一。我们下车时正下着大雪，这里已为我们搭好了棚子，用桦树杆支成人字架，两层席子，中间加层油毡纸，铺上当地产的乌拉草。一个棚子住30人，共有10个棚子。”这时，王树熙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劳工。

　　苦难没有尽头：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尊严

　　“吃不饱、穿不暖，每天干着非人的活儿，还要时刻受到挨打甚至死亡的威胁。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逃出去的人都被抓回来杀掉或是喂狼狗了……那样苦难的日子，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没有尽头。”

　　几乎没吃过蔬菜、很少吃到盐，掺了橡子面的窝头和一点点咸菜让他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身没有洞的衣服，没盖过一床有棉花的被，没睡过一个能睡醒的觉，苦难的日子像兴安岭林区的白桦树一样，铺天盖地、漫无边际。

　　刚刚17岁的王树熙和大人们一样干起了超负荷的体力活。“冬天刚去时，我们就被派去砸石头。之前发的衣服早就破得大洞连小洞了，根本抵抗不了兴安岭冬天零下40多度的寒冷。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身上，人都不敢迎着风，只能背着风走。为了不至于被冻死，我们就把施工用的水泥牛皮纸袋用手揉软了一层层地裹在腿上、胳膊上还有胸前背后挡风，可就那样，还是有很多劳工被冻伤了。至于夏天，那种热辣辣烤人的炎热同样让人受不了，因为四下无人，很多劳工就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干活，做人的尊严是根本谈不上了。”

　　可这还不是全部。干活时，永远有手拿大棒的监工立在身旁，谁干不动想歇一下都会挨上狠狠的一顿揍。至于逃跑，更是根本不敢想的事。“记得有一次，几个劳工在拉木头的时候跑了。日本人顺着脚印追，追上了一个人用绳捆着脚拖回来，把他的衣服脱光了，开始他还蹦，不一会他就冻硬了……”王树熙说，这些景象是他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噩梦。

　　血泪难以擦干：眼看工友被活活烧死

　　活下来，在那个时候成了奢望。当时有大量劳工患病，可日本人对患病劳工唯一的处置方法，就是把他们隔离到特别病房，让他们等死。

　　那是一段每次想起都会让王树熙泪流不止的经历。“那个伙伴叫杨林，和我很好。他被抓时带来的一床被一直和我一同盖。后来，他患了一种病，口鼻血流不止。到第三天时，我去看他，监工来对我说：‘走，帮着把他抬到森林里去。’我眼瞧着杨林还没死，就给监工跪下，哀求放过他。但监工仍命令人把杨林拖到林子里，铺上几层桦木，把他架在顶上，点燃桦树皮开始火化。一是杨林没有完全死，二是人被烧时肌肉收缩的反应，我看见杨林猛地从火中坐了起来。我悲痛地大喊着‘小杨，你再也看不到你奶了’，可却没有用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了！”这个78岁的老人为了控制自己的眼泪，不得不常常将眼睛望向窗外。

　　就这样，当年300多名被从沈阳抓去的劳工，到了1945年初时，只剩下不到100人了。

　　自由突然降临：宛如重获新生

　　“我们终于自由了！日本人跑了，我们解放了，跑出林区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终于又回到人间了！”

　　1945年8月，王树熙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干活时，从北面开来一群大型飞机，看上去不是日本飞机。与此同时，这些劳工注意到日本监工住处停着几辆汽车，正往上搬东西，过一会儿，汽车都开走了。王树熙乍着胆子过去一看，才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东西扔得乱七八糟的。见此情景，王树熙撒开腿就往外跑，边跑边喊：“鬼子跑了，鬼子跑了。”

　　“那种兴奋真没法形容。你想啊，一个人，他对他的未来已经没有一点希望了，已经觉得这辈子就困在这个地方了，已经觉得肯定要和其他劳工一样死在这里时，突然一切都改变了，我们自由了！”那种喜悦对于王树熙来说宛如重获新生。

　　在劳工中先进代表的带领下，这个劳工区幸存的29名劳工砸开日军的仓库，背着粮食，顺着铁路，走了20多天来到了齐齐哈尔，并最终找到了当时的苏军司令部，加入了新组建的人民自卫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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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工人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为供应大量急需物资，东北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成为日伪当局的一大难题。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国民皆劳”的劳务新体制。当年4月5日，日本关东军同日本驻华日军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劳动力“入满”的协议，规定把战俘和其他关内被捕人员作为“特殊工人”押往东北。同年9月30日，伪华北新民会根据华北日军冈村部队的指示，在华北地区一手操办转送特殊工人的任务，规定四种人作为特殊工人押送到东北，到日本军事基地和工矿企业做苦力。这四种人一是在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警察分局拘留的嫌疑犯；二是在清乡中捕获的通“匪”可疑犯；三是抓到的俘虏；四是妨碍(新民会)工作的人。由此可见，特殊工人中的主要人员是被俘的抗日军人、抗日干部和其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众。

　　日伪当局把特殊工人作为实际上的囚犯。凡是特殊工人被押解来后，首先要进行身份调查、照相、取指纹、登记注册，建立一整套像犯人一样的档案。还根据对象编号立案：“50”、“70”是八路军被捕人员的代号；“02”是从解放区抓来的老百姓的代号；“01”是国民党被俘人员的代号。

　　特殊工人在日伪军警、特务和把头的皮鞭、棍棒监督下，每天从事10至12个小时以上的劳作，而且劳动强度极大，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矿坑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伤亡事件接连不断，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们的伙食极差，一旦有人患病，就被用毒针注射而死或送到大炉中活活烧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和迫害，特殊工人利用一切机会不间断地进行反抗斗争。无论在建立了党组织的地方，还是仅有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的共产党员的地方，广大特殊工人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残暴统治，与日伪当局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特殊工人的斗争主要是采取逃跑、消极怠工、争人权反虐待、制造生产事故、破坏生产等形式。后来，在党组织的组织和发动下，特殊工人举行了大规格的暴动，斗争逐渐朝着有组织、有计划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