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遗忘的较量

　　超越国界的共同正义要比狭隘的右翼史观，更能吸引善良的日本民众。

　　撰稿／要 英

　　有一种记忆叫烙印，有一种掩盖叫遗忘。在今天，最不遗余力的掩盖者当数日本右翼势力。右翼势力的猖狂掩盖，激起了整个东亚地区揭示真相的高潮。

　　有意思的是，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纪念二战和缅怀当年受难者的方式有所不同。东南亚地区多用纪念碑和遗址来陈述当年日军的残暴和当地所遭受的创伤，而这些纪念碑和遗址，目前都被开发成知名的旅游景点，每年能给几十万日本游客补课。如泰国的桂河大桥及其连接泰缅边境的铁路，就是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期间，日本侵略军用刺刀和皮鞭逼迫盟军战士和当地劳工超苦役地筑成的。一年多时间里，共有16000余人非正常地死亡，而桂河大桥又被形容为这条死亡之路的咽喉。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桂河大桥和战俘公墓列为二战史教育基地，每年同泰国政府一起拨款维护保养，提醒世人永远铭记这段血泪写就的悲惨历史。

　　而在东北亚，人们更喜欢用教材和影视的方式来复活历史。今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在这个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里，一批精心打造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问世的同时，由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学者与教师共同编著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这部历史读本，历经3年10次会议的讨论，终于在三国相继面世，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二战胜利60周年前夕推出。目前上海已有中学将这本书作为国际部的教材，供日、韩同学使用。

　　还历史以真相

　　值得指出的是，此书的编写，正是源于编委会成员们的一个共同心愿——“还历史以真相”。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编委会，由23名韩国专家、17名中国专家、14名日本专家组成。参加编写的三国学者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家都是抽出业余时间来完成这一特殊的使命的。因为没有经费，他们都是自掏腰包在3个国家飞来飞去，在完成此书的编撰工作后，学者们还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还想联合更多的亚洲国家编写《亚洲史》，培养年轻人的国际视野。

　　此书吸引我们的首先是它别具特色的封面设计，淡灰色的三国毗连为一体的地图，以淡绿色为衬底，占据着封面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是怡人的绿色，宛如浮荡在澄澈的太平洋上，把三国之间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关系一览无余地表达出来。是的，如果没有日本在东亚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战争，这里的人民应该守望相助，社会各界同舟共济，经济景气欣欣向荣。然而，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和屠杀居然都发生在这一本可产生更多文明的广袤疆域。

　　自从1951年9月与日本讨论议和条件的旧金山会议“遗忘”了邀请中国、韩国和朝鲜之后，在战争发起国的日本国内，就出现了“遗忘”历史——主要是侵略史和加害史的势头。这些年来，这股势头愈演愈烈，已经到了要重写历史的地步了。所以，三国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们所共同编著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可以说是被迫发出的一声怒吼。

　　合作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惊喜，此书的编写就别具特色。从全书的篇幅来看，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凝重坚固的文字水泥式的学术大部头，全书有50％的篇幅是配合文字的珍贵历史照片、以及用来配合文字说明的图表和精选的注解资料。如在描述南京大屠杀的不长篇幅中，就选用了两小段战时日军日记作为注解资料。一段是第16师团20联队士兵牧原信夫11月28日的日记：“给村中的十二三家点了火，全村立即被大火包围，成为火海。老人有两三人，虽然可怜，但因是命令，没有办法。接着又相继完全烧毁了三个村落。还枪杀了五六个人。意气风发，情绪高昂。”另一段是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12月13日的日记：“因采取大体上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个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俘虏约有七八千人。”这种日记题材的选用如同铁证，使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翻案变为一场徒劳。

　　其次，从此书的表现手法来看，三国的学者们将视线聚焦于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线索，比如电车、火车、报纸、学校、学生等在当时涌现的最时髦的新事物，都是书写的重心，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编者们以历史人物为中心，选取了三国最具历史代表性的人物作为表现时代风貌的典型个案，比如在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时，编者选取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上婚礼的历史照片。这不仅对于日本和韩国的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的情感，是个极富个性的案例，就是对于中国青年的价值观熏陶而言，也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经典史诗。又如在谈到以往教科书中很少涉及的韩国妇女解放运动时，教材介绍了当时韩国出语惊人的一位女权主义者，并附有她的照片。这位名叫郑钟鸣的韩国女性运动家在描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时这样强调：“站在第一线上战斗的人只要一谈恋爱，就停止了战斗，一旦结婚就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几乎没有一位女性具有为了我们的运动甘愿献身的精神。……我们的女性运动不要依赖男人。我多么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涌现出大胆、敢于战斗的美丽的牺牲者啊。”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历史的刻痕深深烙印在读者的心目中，读者不禁会与这些人物一同返回历史的天空，同唏嘘共悲欢。

　　此外，由于日本学者的贡献，我们还得以了解到被迫卷入战火的日本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如在介绍二战中日本与美国最后的海战时，选取了日本一位被征为特攻队员的庆应大学经济部大学生——上原良司的戎装照片和遗书。所谓特攻队，日本学者是这样介绍的：“日本海军在同美国海军的海战中失利，失去了多艘飞机起飞必备的航空母舰，于是决定把炸弹搭载在飞机上，从陆地起飞后让飞机冲向对方的军舰，以同归于尽的特殊方式进攻，这就是航空特攻队。由于这种航空特攻，陆海空共损失飞机2443架，包括搭乘员共3940名特攻队员战死。而特攻飞机的命中率仅为12％，多数是在攻击美国舰队时被击落。特攻队的飞行员中，许多是被征召的大学生，其中也有不少人对战争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而战死的特攻队员中还有朝鲜青年。”上原良司，1945年5月作为特攻队员在冲绳战死，年仅22岁，他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内心世界：“长期的学生时代获得一个信念，那就是自由必然胜利，权力国家可能兴盛一时，但免不了最后失败，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失败就是一个例证。特攻队的驾驶员是操纵驾驶杆的机器，没有人格，没有感情，没有理性。如果把敌方的航空母舰比作磁石的话，那我们不过是被吸过去的铁分子。其实，就是有理性也不允许你思考，我们同自杀者一样。这种现象只有在所谓崇尚精神的国家日本才能够看到。这样的精神状态持续下去的话，即使死了也毫无意义。明天就要出击了。明天，一个自由主义者将离开这个世界了。”以前，作为中国人，我们确实很少能够看到日本青年这样令人心悸的独白，但愿这种残酷今后只会在教科书中找到。

　　疗治“政治幼稚病”

　　上原良司的时代是没有思想自由和进行极端新闻控制的黑暗社会，今天的东亚社会已经拥有了相对成熟的政治文明，要想单方面控制对历史认知问题的解读——企图以右翼史观来掩盖一切，只能被世人嘲笑为一种政治幼稚病。只是，这种政治幼稚病还将在日本折腾很长时间。

　　眼下，日本国内存在着一部分人希望尊重历史，一部分人否认历史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表面上大多数日本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实际上日本政界操纵在“大国意识”日益膨胀的右翼分子手中。而所谓的“大国意识”发展为否定历史、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修改和平宪法以及赤裸裸地要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领导责任。因此，我们看到小泉纯一郎自出任日本首相以来，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从2001年起已经连续4次参拜靖国神社，今年也仍然要坚持拜鬼，有的公立学校还在采用那本否认历史的教科书，而日本国内的很多大企业赞助的都是右翼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基本上没有企业来赞助这部客观公正的历史读本。可见日本的右翼政治已经是高度职业化了的一个社会体系，否定这样的社会体系，一是需要国际社会的正义谴责（多国强烈反对右翼化的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一帖清醒剂），二是需要净化日本人的心灵。

　　在净化心灵方面，国际教育体系的合作是一项必须持久坚持的工程。这一联合工程的难度，并不亚于当年亚洲社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我们知道，日本右翼政治的高度职业化正是日本没有真正反思二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日本国家教育培养起来的青年一代来看，凡是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都不难感觉到：日本政府的教育从未直面近现代史，甚至在讲述“原爆历史”时，也不曾有过对军国主义的反思。记得几年前的暑假，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来自日本的一个短期进修班，就发生过一场小小冲突。当时，学生们要求安排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的专题报告，而当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讲授到日本每年为中国提供的日圆低息贷款时，在座一名日本学生突然反问：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不要脸？老师一下子愣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本来是具有对华战争补偿性质的日圆低息贷款，在优越感极强的部分日本青年眼里，变成了对中国的单方面施舍。而这名日本学生蛮横的态度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无知，这种无知让中国人不免有点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由此我们可以预知的是，受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误导，未来的日本下一代甚至是下几代中，也许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无法正确了解历史。

　　不过，虽然在这种教育环境下长大，不少日本青年还是渴望了解历史真相，正在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短期留学的日本三菱重工职员平野温先生说：“大部分日本人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比如关于东亚近现代史，虽然在课本里没有了解真实情况，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也照样有所了解。”他还告诉我说，小泉纯一郎的行为与他的个人背景和个性有关，因为小泉曾经在日本防卫厅工作过，其父也曾在防卫厅工作，再加上小泉纯一郎背后有一股右翼势力，如果他违背或抗拒这股势力，那么，他就会立即从首相的高位跌落下来。平野温说：“小泉纯一郎是很自私的，参拜靖国神社主要还是为了他自己，根本不管许多日资在华企业的感受或利益。”而神户外国语大学的女大学生城山佳奈子和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大学生长谷川宏纪说，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人的爱国与他们遭受侵略的近代史有关，他们对这种感情都表示理解。

　　一个对比也许能够印证上述日本青年的看法，那本右翼篡改后又大肆宣传的的教科书，目前在东京仅有部分学校采纳，学习者约有6000余人。而三国历史学家共同编撰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虽然饱受右翼责难，但一经推出，在日本就销售了60000余册。显然，超越国界的共同正义要比狭隘的右翼史观，更能吸引善良的日本民众。而随着历史认知问题的逐渐清晰，东亚社会的共同意识才会接近成熟，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之上推进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铭记历史，就是为了能够更积极地把握未来。（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