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她,不敢相信会是她。那样一位娇小、孱弱、秀丽、端庄的女性,会是那个走墨脱的英雄——至少我这么想。同她交谈,我相信那正是她,她的眼神,她的手势,她的巍巍道来,她的激昂慷慨,使我看到她娇小的身躯内蕴涵的饱满的热情和非凡的坚强。
你真要去墨脱?
是的,真去。
那好吧,我给你扎一个花圈准备着。
在拉萨,当一位与我在西藏一起工作过18年的老战友,得知我决心去墨脱拍摄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纪念画册所需照片时,苦笑着劝阻我,对于墨脱,这个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边陲县,即使在西藏人眼里,也是神秘莫测的。
久仰,多雄拉!
从林芝方向去墨脱,必翻多雄拉山。依经验,翻多雄拉山的前一天,一定要住在山脚下雅鲁藏布江畔的派区,以利第二天12时前翻过山口。入夜,江畔派区招待所小屋里,一位来自墨脱的门巴族女招待向我讲她家乡美丽的田园,山那边健在的父母……她讲得很动情,在这寂静夜晚的烛光下,我仿佛置身旷野,一切显得神奇而又遥远。
被人叫醒时,天仍漆黑,吃过饭,匆匆坐上北京吉普上了通向多雄拉的公路。车停下时,天已亮了,我们4人:志愿兵杨仁武,青年作家金辉,贵州兵龙加飞站在了公路的尽头——松林口。
松林口,是通向多雄拉的公路终点。
握别驾驶员的一瞬,意味着已踏上多雄拉的土地。站在山上,仰望多雄拉,整座山被漂浮变幻的云雾笼罩,只露出洁白晶莹的山顶,俯视着我们愈显弱小的身躯。我的眼睛射向路边开满的不知名的各色野花,不由地采下一束插进了上衣口袋,花是美的象征,我想它会给我们这群生死与共的人以祝福。
多雄拉,海拔4221米。坐标为东经90°56′51″,北纬29°29′08″。
多雄拉,一年中8至9个月大雪封山,开山的3个月季节里也是变幻莫测。来自印度洋的热浪与西藏高原的寒冷气流在此处聚合,相撞交织成恶性气流。山口外饿情形更为险恶,雨雪冰雹时来时去,一会儿乌云翻卷,一会儿雷电交加,不知这里曾吞噬了多少生命。多雄拉曲曲折折,上下几十里。我们在被山洪冲出的窄窄的乱石沟里前行,步子随着高度变得越来越艰难,呼吸也随之急促了。
这是一条不是路的路
在乱石上行走,像在石头尖上跳舞,时间一长,淤血,肿胀的双脚,每迈一步都痛疼钻心。以至后来回到北京一年后,淤血发黑的脚趾甲,仍留着残痕。刺骨的山风裹着湿雾,阵阵袭来,刺疼头部。身体麻木了,感觉也随之迟钝,人好似腾云驾雾,又好像打着醉拳,幸亏有白杨木拐杖的一点支撑。
走在山路上,满脑子里就一个字——“走”,走就是胜利,走就是生命。1990年9月1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多雄拉被我踩在脚下。身临其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力量。意志的和肉体的。
白骨·“黑鹰”·生命
越过多雄拉平台,路边皆是一堆堆散乱的白骨,这是倒毙路边的骡马遗骸。越往前走白骨越多,再后来,看见的已不是散乱的骨头了,而是一具具完整的骨架。像人为地排列在路旁,目标一致,头向前,俨然一支阵营庞大的队伍正向前开进……
我愕然了。这是一种不屈的反抗;这是一曲生命的赞歌。生命在这里是如此的弱小,又是这般顽强。这些生灵,不甘心于毁灭,于是不屈不挠地前赴后继……
架架白骨成了准确无误的路标,这奇特的路标给我以胆魄,助我顽强地前行。很难形容自己当时走得死去活来的样子。每走5分钟,就得歇息10分钟,双腿不听使唤地往下沉,气喘吁吁,但心脏对胸壁强烈的振动仿佛向我昭示着生命,信念让我迈开步子。此刻那架架白骨已成为我心中最美丽、壮观的图腾。感谢你们,不屈的生灵!
当看见多雄拉山口右下角瘫着的美造“黑鹰”直升机残骸时,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亢奋地加快了脚步,以至感到心脏几乎口里狂跳了出来。在这堆绿色废铁面前,很奇怪,我感到了自我存在的自豪。
我依稀记得关于它的故事。我国准备订购“黑鹰”飞机时,一名美国飞行员受雇在拉萨试飞。他把我们的人丢在附近的甘巴拉山上不管,自己神气十足地驾驶着飞机在空中做着各种姿势的飞行表演,显得傲慢无礼。为此,我方向美方提出抗议,他的老板不得不从美国拍电报叫他向我有关部分赔礼道歉。
就是眼前这种价值达700万美元,堪称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黑鹰”直升机,竟在多雄拉折翅两架,这架于1988年6月在此长眠,另一架则于1989年4月在山左边的山谷中坠毁,事实是残酷的,那个傲慢的美国飞行员大概想不到,他引以为自豪的“黑鹰”最终没躲过多雄拉的无情。
而我,我们,是胜利者。
半小时后,迎着刺骨的风雨,我们走出了山口,来到了山腰悬崖处,小杨告诉我们,1982年大雪纷飞的一天,曾有5位战士在此牺牲,他们是副排长廖文强,班长邹永发,藏族战士索要姆扎西,战士祝国成和吴文贤。站在此处,俯身默哀,将口袋里在多雄拉山下路旁采的野花撒向悬崖深处。花在空中飞舞,祭奠我们烈士的英魂。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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