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农地制度探路

　　进入“规范化改革”阶段

　　重庆的“农地新政”，有着明显的“探索”含义，由于农地流转的高度敏感性，专家们将意见深入到在改革中以怎样的规范进行创新。

　　严金明教授特别提出，农地流转要注重前提，前提之一是要注意农民自愿，不能一股风；第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稳定；第三是这个地方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

　　薛刚凌教授则从改革的规范性来研究重庆的政策。他指出，地方在创新探索中，首先要注意到国家法制的统一性。现在一些地方对热点问题很重视，实际上是在争利益。一些地方把国家很多法律作了浓缩或者是裁决，比如很多投资项目把条件放宽，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其实都是无序竞争。

　　其次是改革应该限定范围，而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改。比如在城乡统筹方面的改革，中央应该有较为明确的范围限制，这样地方也好操作，也不会出问题。

　　三是应注意到政策和上位法的冲突。如果一些地方在实验中对现行法律有所突破，应该给社会、给中央讲清楚，有一个交代。

　　四是这样重大的改革应该拿出来讨论，无论是对上也好，对老百姓也好，都要充分讨论，讲清来龙去脉、政策依据、政策目的等。

　　莫于川指出，重庆的文件表明了地方的探索创新精神。他认为，盘活土地资源需要新的智慧，“智慧往往主要出自地方。要解决此类难题，非常需要来自于地方、基层、民众的政治智慧和创新源泉。”

　　“法制相对稳定，而生活之树常青。”鉴于既往的地方改革往往有突破法律之举，江平和莫于川都认为，国家应给试验区、试点地一个权限框架，例如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重庆、成都两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授权，使其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基本精神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