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西进 春风吹度玉门关

城乡差距大，这是西部城市的共同特点，国家选择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希望重庆在解决城乡差距方面做出探索。

　　无轻重有差别

　　“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并不是“一刀切”地给予优惠政策，而是根据不同区域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

　　南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三个战略之间，有没有孰重孰轻的考量？

　　肖金成：没有。

我们采用“分类指导”的政策——不同的地区国家给予不同的任务。这打破了“一刀切”的政策，大家也不要攀比，情况不一样，政策也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十六大以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一个最大的成果，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过去我们采取的不是“分类指导”的政策，十六大之前我们采取的是不分区域的宏观指导的方针。实际上，对不同的区域采用同一种政策对区域发展是不利的。十六大之后，通过这种“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区域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我觉得这对区间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有些人认为，国家实施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就是意味着中央给予这些地区更大的优惠政策，实际上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区域发展都要依靠优惠政策的话，那就是没有优惠政策，变成了普惠政策。

　　南都：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中部崛起”，还是“振兴东北”，都只是修复断裂社会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政策兴奋点，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肖金成：作为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来讲，我是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的。国家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发展的问题。当然这些政策的政治意义很重大。但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地区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应该采取重大举措来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新特区新在哪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大的“优惠”就是制度上的“先行先试”，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都可以尝试的

　　南都：从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到今年6月的重庆、成都被批准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民间更喜欢叫“新特区”，其背景是什么？

　　肖金成：我们知道，改革如果使得大家都获益，改革就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改革就比较容易成功；如果改革只使得一部分人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改革就比较难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容易改的改革都改了，比如市场化改革基本上都改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现在面临的改革难度都很大，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事业单位改革，这些改革都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而且这些改革都不是单兵独进的，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且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改革有比较大的风险，这个时候，国家在改革开放比较好的地方，选一个小的区域进行试点。“试点改革”，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

　　南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一个关键词是“综合”，综合是否意味着这几个试验区的改革尝试将不单单是在经济领域展开，那么它们将会涉及到哪些领域？

　　肖金成：这个改革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比如新农村建设规划，这就涉及到很多改革举措，包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身份问题。现在制约我们最大发展的就是城乡二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身份问题，农民和市民享有的是不同的待遇，土地制度城乡之间也有差别，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中间划着一条天堑。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下面，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都可以尝试的。

　　南都：对这些新特区，有什么新的优惠政策？

　　肖金成：我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大的“优惠”就是制度上的“先行先试”，可以突破现有制度框架法律框架的制约，进行尝试。而其他政策，都可以叫做普惠政策。应该说，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成渝跟深圳特区，甚至西部大开发在其他政策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今后GDP的增长不是主要靠国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政策效应已经比较弱了，给你政策和其他地方也差不了太多。即使有资金支持，但这种资金支持对巨大的需求来讲还是小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对这些区域的发展效果已不是十分明显；而“先行先试”这种制度变革对区域发展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特区的发展由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逐步转向制度变革，这是一种必然结果。

　　南都：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争当新特区，是在争“先行先试”？还是争取国家资金支持？

　　肖金成：作为试验区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更多的关注就会带来很多的机遇，吸引更多投资者和生产要素来投资。这叫“特区效应”或者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效应”，所以很多城市都在争，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国家资金支持。但是各地要明确认识到，最终GDP的发展，还是要通过制度变革才能实现，而不是仅仅利用资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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