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意识逐渐成熟 公权下筑起私权保护墙

　　社会进步的细节回放

　　河北律师乔占祥性格温和内敛，没人想到，看似憨厚的他，会成为和“铁老大”叫板的“吃螃蟹”者。

　　2001年1月，乔占祥坐火车到外地办案，买到的火车票比平时涨了5元钱。车上，乘客们对春运火车票涨价议论纷纷，职业的敏感让他不由地琢磨：“铁老大”说涨价就涨价，有何法律依据？

　　出差回来，乔占祥开始收集资料研究，认为春运火车票上浮未经国务院批准是违法的。

　　而且，依据《价格法》，火车票价上浮应该举行价格听证会。他给铁道部传真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就春运火车票涨价提出质疑。在此之前，铁路春运票价已经涨了3年。

　　乔占祥对铁道部的答复不服，遂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诉讼。这场历时一年的官司，虽然乔占祥最终败诉，却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人们意识到，普通公民能够以法律为武器，向既定的不合理规则说“不”，它所维护的不仅是个人权益，还是社会公众利益。

　　乔占祥案也揭开了中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序幕。2001年8月1日，《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实施，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政府部门，开始纷纷邀请百姓参与价格听证。

　　为争取小区绿地、为银行少付一分钱利息、为餐车消费没有发票、为高速路不高速……越来越多普通身影的踊跃维权行为，让人们意识到，公民权利不仅写在书本上、法条里，还存在于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消费者权益维护也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公民对因精神受到损害而要求赔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公布实施，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赔偿的范围、标准，以及可诉讼主体。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审议。草案明确宣告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规定：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权、身份权，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诸多新类型侵权行为，诸如网络侵权、环境污染、医疗纠纷、动物伤人等，侵权责任法草案均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民权利意识推动法治进程

　　自1987年起，《行政诉讼法》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起草工作。

　　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施行。之后，《行政处罚法》和《国家赔偿法》等相继颁布实施。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2004年，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用1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

　　从不敢告、不会告，到民告官逐渐成为常态，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连年上升。1987年至2008年，全国法院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180多万件。行政诉讼的类型也不断拓展、延伸，从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到平等就业权保护、受教育权保护等，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行政官员出庭应诉率越来越高。在江苏，各地“一把手”出庭应诉已不再是新闻，从怕当被告、怕出庭应诉、怕败诉，到官民平等对话、论事说理，行政诉讼成为促进依法行政的一个契机。

　　2002年12月23日，首次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备受瞩目。《民法典》是通过设定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实现对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全方位保护。

　　2007年，《物权法》问世，首次明确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堪称“公民财产权利保障书”。“有恒产者有恒心”。《物权法》200多个条款，每一项都与百姓利益、公民权利息息相关。

　　当年3月，被称为“最牛钉子户”的重庆人吴萍，勇敢地拿起刚刚通过的《物权法》，为自己的维权增添了一道后盾。

　　从《民法通则》到《物权法》，再到《侵权责任法》，《民法典》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一部部地建立起来。一位知名民法学家表示，《民法典》的制定在国家公权下筑起了私权保护墙。

　　法治进程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成长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