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美国非福利国家但社保模式适合中国学-搜狐新闻

　　社会保障不能大一统只能说和现行政策有关

　　我们的前途应该是美国的福利模式，它是正确的……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跟经济既有关系又没关系，那得看建立什么样的制度。

　　记者：那在您看来，中国应该选择这五种模式中的哪一种？

　　郑秉文：中国目前的福利模式比较偏儒家模式，但这个模式不利于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我们的前途应该是美国的福利模式，它是正确的。

　　记者：但是中国能完全学美国吗？

　　郑秉文：只是学美国的思路，学模式。模式的选择，跟国家的富裕程度、人均GDP、财政收入既有关系又没关系，模式的选择完全看政府构造福利保障制度的理念，跟理念有关。

　　比如说日本，它的经济在发达国家里都名列前茅，比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比利时这些国家实力要强多了，可是它的社会救助逐年走低，财政支出要少很多，从50年代到现在那条曲线一直是下滑的。所以这是模式选择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能力问题。

　　美国的福利制度是大一统的制度，总统和清洁工是在一个社会保险制度里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中国有好多好多种。有人说是中国实行不了，那是因为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说中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所以城乡必然要隔离成两个制度。这种说法，还不是内行说的话。

　　记者：您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吗？

　　郑秉文：这个不是问题。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跟地区经济差异大既有关系又没关系，那得看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中国保险公司是覆盖全国的。那保险制度跟保险公司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保险公司能下乡，保险制度就下不了乡呢？因为农民买了商业保险，那是真金白银的，透明度非常好。可现在社会保障的透明度不好，农民不参加。再比如，当有人参加了养老保险。问到退休时能拿多少钱？我们很难计算出他退休能拿多少钱啊，就是当地的社保局局长也很难回答上来。

　　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便捷性也很差。城市到不了农村，农村到不了城市，甚至城市之间也不能转移。为什么商业保险就可以，你先在深圳参保，再到新疆工作，是不受影响的。为什么把钱放银行里面就可以全国通存通兑，怎么社会保障就做不到呢？这只能说和我们现行的社保制度设计有关。

　　第二个误区，是说一个制度不能体现出差别，这更是一个外行的话。美国总统跟他的服务员、清洁工是在同一个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之下，但他们的待遇也一样吗？不可能。基本社会保障，讲得是所有人都享有基本的公平。

　　比如，马明哲一年挣6600万，我只挣6万，他是我的1000倍，那他的退休金应该比我1000千倍吗？不是这样的，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是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社会公平就在这中间。以养老金来说，底线通常是社会平均工资的50%左右，上限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00%，这是他的最大缴费基数。马明哲挣钱再多，那是个人的事，他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是有最高限额的。服务员呢，再穷他的养老金也是最基本的底线，就是社会平均工资的50%左右。所以，只要社保制度加强了个人缴费与未来待遇之间的联系，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差别性还是能体现出来的。

　　记者：中国目前人均GDP还比较低，这对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会不会产生影响？

　　郑秉文：美国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建于1935年，是罗斯福搞的。按当时的美元价格，那一年美国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3000美元，换算下来，也并不比当年的美国低多少。而且个别地区，比如北京、上海那肯定高于美国建立统一制度时候的水平。

　　中国现在的二元结构很明显，1935年时美国的二元结构也很明显，跟中国的东西部差不多少。再从城市化率看，中国现在是46%，罗马尼亚的城市化率也是45%左右，罗马尼亚能建立统一的制度，中国不能吗？1935年美国的城市化也比这高不出多少。

　　记者：对中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间，您有没有一个预计？现在社保法正在审定过程中。

　　郑秉文：要是认识到了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危害，决策者如果有决心，现在就可以。但如果既没人认识到它的危害，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只管我这一届，那永远也搞不起来。

　　记者：中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一直是试点先行，但国际上是不是以立法先行为主，立法先行是不是更适合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郑秉文：对，最典型的就是欧洲和美国。美国是通过建造一个新的法律去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我觉得立法先行是好的，可是我们的情况往往是先建立制度，然后再去立法去“追认”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如果立法规范没有打破旧有制度，那这个规范就只能原有制度上修修补补。

　　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险法，就是在原有制度上修修补补，甚至有一些大的问题，连修补都谈不上。比如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能通过立法确立了吗？那是中央最高层决定的事情。建国以来到现在都是试点，干好了制度再追。

　　政府的任务是找到经济和社保相匹配的临界点

　　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有临界点，就是社会保障应该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做过了，很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做的不到位就会使国家的内需、经济增长受影响。所以政府的任务是，找到这个合适的临界点。

　　记者：从世界上各个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上看，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一般都是在国家经济增长比较快的阶段建立起来，然后靠完善的社保制度刺激内需，拉动经济。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发展比例上来看，中国是不是已经慢了很多了？

　　郑秉文：社会保障制度在两种情况下，是最好的建立机会。一种是经济危机的时候，一种是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因为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国家有经济实力，经济危机的时候，是逼出来的。比如中国现在想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最关键的事就是建立消费信心，让大家敢于消费。所以这个时候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摆脱经济危机，摆脱将来过度依赖外需最好的机会。

　　从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以1973年为界。1973年以前，每一次世界经济危机都会让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越来越多。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金融危机发生了逆转。从此开始，每次金融危机都会导致这些福利国家呈削减的态势，因为从那时开始，人们感到，福利制度已成为国家的一个负担。

　　所有社会保障制度是有临界点的，这个临界点是那个抛物线的顶端。社会保障应该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相适应，如果做过了，很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做的不到位就会使国家的内需、经济增长受影响。所以政府的任务是，找到这个合适的临界点。

　　记者：您看中国的临界点在哪儿？

　　郑秉文：中国在全球170多个有社保制度的国家里边，是处于后面的。这个落后不是好事，但也是个机遇。

　　中国是全世界社会保障覆盖面最小的国家之一。本来社会保障强调国民待遇，只要是国民就应该有，很多国家连侨民和外国常住居民都有，可中国还有很多国民都没有社会保障。从待遇水平上看，我认为目前这个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比如中国现在社保缴费不合理，费率水平比较高，但享受到的待遇水平又比较低。（于阳）　　

[上一页] [1] [2] [3]

★ 国庆庆典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