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十余名收取封口费的记者获刑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被封口的记者中，有能量的“大鱼”在积极“活动”后顺利逃脱，而十多个“小鱼”则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网络报》记者关键，是在蔚县“7·14矿难”中收取“封口费”且被广泛报道的记者之一。
据记者调查核实，2008年7月下旬，关键给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常毅峰送去了李家洼矿难的采访样稿，要求其核实。之后，张家口市煤监局局长杜建学、蔚县副县长王凤忠均看了这份样稿。7月29日，王凤忠等人找到常毅峰，请求其出面，阻止记者报道蔚县矿难，常答应帮忙。此后几天，常与该报总编辑联系，最终以做25万元专版广告为条件，换取对方不再报道蔚县矿难。
《网络报》总编辑任鹏宇证实，张家口市委宣传部曾在《网络报》做过有关蔚县的两个整版广告，作者即为关键。
2008年12月1日，关键在山西太原一家酒店被几名不明身份的人带走。2009年春节前夕，关键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记者调查，与关键一样曾到蔚县“采访”矿难，随后收取封口费的还有《大众阅读报》记者李红强、《河北经济日报》记者刘巍等10多名记者。
2009年下半年，石家庄多个区县级法院陆续开庭，对在蔚县李家洼矿难中收取封口费的10多名记者作出有罪判决，但相关判决信息，法院均不愿透露。
同样获了刑，但《消费日报》河北记者站记者蔡国海要比其他人“幸运”得多。2008年7月，在得知蔚县发生李家洼矿难后，蔡国海伙同另外数家报社的记者一同前往蔚县“采访”。一段时间后，蔚县方面派人到石家庄对记者封口，蔡国海拿到了“封口费”4．5万元。
随后，蔡将这笔钱存入银行。2008年9月，在看到互联网和各大媒体相继披露李家洼特大矿难，得知曾一起到蔚县“采访”矿难的记者朋友相继被裕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后，蔡国海便将此款以蔚县宣传费的名义汇往报社，未经任何人授权为蔚县做了半个版的宣传广告。
尽管公开信息显示，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已于2009年9月对蔡国海作出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判决，但2010年1月26日，记者还是在中国记者网的“记者证查验系统”中找到了蔡国海的名字。查询结果显示，蔡国海的记者证办证日期为2009年8月，并通过了这一年的年度核验。在中国记者网“新闻机构”查询系统中，蔡国海仍是《消费日报》河北记者站的记者。
记者随后拨通了蔡国海的电话，一听记者想了解蔚县方面的情况，蔡国海便迅速挂断了电话。
1月31日，记者在《消费日报》官方网站“记者站通讯录”中，查找到蔡国海仍在担任河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
瞒报背后的利益链
从李家洼矿难发生到国务院调查组成立，事故一瞒就是80多天。
曾长期在蔚县政府部门工作的张正（化名）告诉记者，“这次瞒报不成功是偶然，成功瞒报才是常态，而且主导瞒报的往往不是矿主而是当地政府。”
“矿主想瞒，地方官员更想瞒。”张正认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官位，而且有些官员可能还在其中占有股份。”
当地一位知情人认为，由于舍得花钱，蔚县方面对“7·14”矿难的瞒报工作做得已相当到位，若不是矿主李成奎得罪了一个原投资伙伴，而这个知情人又“死缠烂打”地一级级举报，矿难很有可能就被瞒下来了。
2010年1月20日，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一名工作人员在谈及矿难瞒报时不愿多发表看法，只是一味感叹，“这次是我们倒霉。”
据记者调查，此次来蔚县索要封口费的记者，大多数不是第一次来，很多是蔚县县委宣传部的熟面孔，“哪一个媒体的记者来过这里拿钱，下次肯定还是这个人，他们很少会再带别人来。”张正说。
一位了解此事的媒体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次到蔚县领封口费的记者和经常到山西“吃矿难饭”的记者是同一拨人。
这位知情者甚至注意到，这些后来被公安机关侦查讯问的记者，大都是山西籍，大都曾在山西工作生活过，然后打着北京媒体的旗号到矿上索要封口费。在《网络报》山西籍记者关键被张家口警方带走后，他的记者朋友还曾专门到张家口声援关键。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经常来蔚县索取封口费的记者在煤矿集中的地方都放有眼线，事故一发生，眼线就会将信息通报给和自己熟悉的记者，而当记者拿到封口费后，也会拿出一部分给眼线作酬劳。
《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李俊奇是从该报河北记者站通讯员耿为民处得知蔚县发生矿难的消息的，而向耿提供线索的，正是当地一名了解矿难的人。
“瞒了有可能成功，几率也不小，不瞒就意味着倾家荡产，民营煤矿是没有政策保护的。这次之所以敢这样从上到下地瞒，是因为之前有过瞒报成功的经历。”张正说。
2007年12月4日，蔚县黑石沟煤炭开采有限责任公司东翼井东三大巷发生矿难。在国家安监总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死亡人数为8人。
但张正称死亡的真实人数绝不只8人，在当地矿主间流传最多的版本是死亡40多人。一些矿主甚至称，在黑石沟矿难殒命的矿工达上百人。
另一知情人士称，国务院“7·14”煤矿特大瞒报事故调查组在蔚县调查期间，黑石沟矿难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此期间，涉及黑石沟矿难的矿主纷纷离开蔚县躲避，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新的结论。
瞒报矿难需要打通多个环节，关键是瞒住相关官员和记者。据调查，在打点矿难上，当地很舍得花钱，不仅能封住记者的口，甚至还能让记者写出假稿。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家洼矿难发生当天，蔚县当地很多人就知道了，但不论是正规举报渠道还是网上发帖，都没有见当地人发出声音。张正称，当地很多人赚钱的渠道和煤矿相关，表面上看矿主是两三个人，但背后的小股东其实很多，当地稍有能力的人都在矿上有股份，没能力的也可以在矿上和煤场弄个事儿做。
当地出租车司机赵师傅告诉记者，以前蔚县的主要产煤地南留庄镇外地矿工占到七八成。矿工挣钱后经常会到县城消费，出租车司机就此每天都可以拉几个活儿，但自从小煤矿关闭后，现在一个月也碰不到两三个。“我们老百姓也很厌恶那些不顾人死活的小煤矿主，但这些小煤矿一旦全关了，又会影响我们的收入和生活。”
在张正看来，所谓的瞒报其实就是一级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与记者之间掩耳盗铃般的游戏。
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蔚县宣传部原来的官员纷纷被追责受到处分时，他曾有过将曾来蔚县收取封口费的记者名单曝光出去的想法，但“这个事情又会牵涉到我们宣传部，还会牵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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