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一家组织残疾人乞讨 全天盯梢谁不服就被打

　　包吃包住却吃不饱睡不香卖艺讨钱却要如数上交挨打挨饿难回家——

　　形同囚徒

　　讨饭盲人24小时被盯梢

　　自打来北京，这4位盲人从未过上他们期待的好日子。

　　为了每个月200块钱的“分红”，他们起早贪黑拉二胡沿街乞讨，风雨无阻。

　　包吃，每日馒头大饼不见肉；包住，睡简易棚户、床板；24小时被监管，有家不能回……

　　2007年4月开始，刘志民、孙毛旦、盛改正、赵如意4位盲人，由刘家兄弟及其妻子组织，陆续从家乡来到北京行乞“挣大钱”，但盲人们称，他们最终分文报酬都未收到，还常常被拳脚相加。

　　今天，刘家兄弟及其妻子因组织残疾人乞讨罪在法院受审，4个盲人没有在法庭上露面，他们已经回到贫困的家乡，昔日乞讨生涯不堪回首。

　　警方出击

　　抓获“丐帮帮主”解救卖艺盲人

　　2010年4月30日9点，北医三院门前的大街车水马龙，各色进京看病的患者汇聚在医院门口，整条街一如既往的喧嚣。

　　像往常一样，盲人盛改正和刘志民来这里拉二胡乞讨。此时在不远的地方，两双眼睛正“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两个人就是王丽和张新丽。下午1点，张新丽离开去收废品，王丽仍在附近继续看守。

　　突然盲人身边出现两名民警，之前他们接到匿名电话举报，称北医三院门口有人卖艺乞讨。“你们需要救助吗？”两位民警俯身向这两位盲人问道，盛改正立刻回答：“我们需要。”

　　眼看着民警要将两位盲人带上车，王丽从暗处冲了出来，“你们去哪啊？不能走，我是他们的亲戚。”王丽大喊。

　　“就是她让我们乞讨的，还不让我们回家。”两位盲人当面拆穿了她，民警将王丽一同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当日23点，通过王丽的口供，民警摸到了他们的暂住点，将另外两名盲人解救了出来，王丽的丈夫刘会民，二哥刘社会二嫂

　　张新丽，因涉嫌组织残疾人乞讨被抓获。

　　此后不久，盛改正等四名盲人被遣返回原籍，在北京乞讨的日子成为他们惨痛的记忆。

　　京城行乞

　　盲人被带到北京“挣大钱”

　　盛改正生于1969年10月，家中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兄弟。盛改正4岁那一年生了一场病，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导致双目失明。

　　他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读书识字，“盛改正是个老实人，他的父母找人教他学拉二胡，可能就为以后能讨口饭吃。”盛改正所在村村支书姚某对记者说。

　　青年时期，有了手艺的盛改正，走出了村子。在姚某的印象里，盛改正经常和一个外乡说书人在一块儿，一起“合作要饭”。在盛改正的父母去世以后，他无法养活自己，30多岁就被送进了敬老院，一直靠政府救济。

　　2009年4月，一个叫王丽的女子四处打听会拉二胡的盲人，有人给她介绍了盛改正。

　　“来北京拉二胡吧，包吃包住，能挣大钱！”王丽与盛改正一见面便夸下海口，承诺每个月给盛改正200块钱，而单纯的盛改正听信了她的话，跟随她离开敬老院北上京城。

　　跟王丽一起组织盲人乞讨的，还有她的丈夫刘会民以及二哥刘社会和二嫂张新丽。他们都是被大哥刘建设“带上道儿”的。

　　到了北京的住处后，盛改正结识了和自己岁数相当的三个盲人刘志民、孙毛旦和赵如意。他们能拉会唱，都以为能挣上一大笔钱。

　　然而，他们把这一切想得太容易。没过多久，盛改正就发现自己被看管起来了。

　　起早贪黑

　　“划片儿”乞讨每天工作11个小时

　　到北京的第二天，盛改正就被拉去“上工”了，他拉琴的时候，前面放一个铁桶，王丽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看着他，中午和晚上过来收桶里的钱——其他盲人的情况也一样，讨来的钱要先上缴给带自己来京的“管理者”。

　　2010年春节，刘建设夫妇回家后，将北京的“摊子”留给了两兄弟。四个人正好一对一看守四个盲人。

　　每个盲人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刘社会带着赵如意在潘家园、方庄一带沿街乞讨；刘会民带着孙毛旦在朝阳双井附近乞讨。对盛改正来说，海淀区北医三院、五道口、中关村是属于他的片儿。

　　他几乎天天在五道口城铁站北出口附近出现。“刮风下雨下雪不间断，一般早上九点多就来了，我晚上十点走他还在，挺可怜的。”附近食杂店的老板凌光（化名）说。

　　北医三院门口也常常有盛改正的身影，“我赶他，他也不走。”医院门口的交通协管员段刚（化名）拿他没办法。

　　盛改正一天拉十多个小时的琴，有时候能赚七八十元钱。可是王丽等人没有像当初那样信守承诺，“他们从来没给过我工钱，只是管我吃住。”盛改正说。

　　虽然管吃，但他们的伙食也不好，白天出去的时候，四个盲人从家里带好白开水，早饭午饭就吃一个馒头或一张大饼，晚上吃煮面条，“没有菜给我吃。”盛改正说。

　　拳打脚踢

　　盲人吃不饱饭也不让回老家

　　在成寿寺双旗杆村的一间承租房，刘建设夫妇走后，房东王树林继续将房子租给刘的两个弟弟，两对夫妇分住楼下的两间房屋，房租每个月加起来共600块钱。

　　二楼是房东临时搭建的简易棚，5平米大小，棚高1.6米左右。人在里面只能坐着，一站起来就会碰到头顶。屋里仅有木板搭的床铺，铺着一条又薄又脏的褥子。

　　四个盲人就租住在这狭窄的房子里，月租40元。“让他们住在二层，是怕他们跑了，我们不让他们回家，24小时都能看着他们。”刘社会对讯问他的检察官说。

　　一个月后，盛改正熬不住了，拿不到钱还常常吃不饱饭，他说自己不想干了。在旁边的王丽一听，伸手扇了他两个巴掌。从那以后，不管谁说要回家，都会被加以拳打脚踢。

　　2010年4月初，盛改正又一次提出要回家。“钱我一分都不要了，你给我买张车票吧。”他低着头对刘会民说。

　　“不行，你不能回去！”刘会民拒绝道。“那车票我也不要了，我自己走。”盛改正执意离开，被刘会民一脚踢了一个趔趄，之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为了惩罚盛改正，刘会民没有让他吃饭。饿了两顿的盛改正只好谎称自己再不动回家的念头。“我一个盲人，没法反抗，想跑也跑不了。”他很无奈地说。

　　趁机逃走

　　被抓回看守更严格

　　然而，盛改正不是这里唯一想回家的人，盲人们都曾提出想回家，也都被恐吓和殴打过。

　　刘志民是四名盲人中最早来北京的一位。2007年4月，他就被刘建设带到北京乞讨。2009年10月晚上，回到住处后，刘建设开始数铁桶里讨来的钱，发现比往常少很多，“钱怎么少这么多，一定是你偷偷藏起来了。”刘建设不由分说，对刘志民拳打脚踢。

　　打骂持续了几分钟，刘建设的气儿还没消，抄起身边的木棍向刘志民的头上劈去。

　　被暴打一顿的刘志民没有任何还击之力，左脸被打得血肿，头上也起了筋包，但刘建设没有带他去看病。

　　回忆起刘建设对自己的虐待，刘志民恨得咬牙切齿，“我睡觉时刘建设往我头上撒尿，大概尿了七八回，我也是实在受不了才想回家的。”

　　刘建设对刘志民的所作所为被其他盲人“看在眼里”，大家都不想干了，却不敢言语。盲人孙毛旦几次跟刘建设嘱托，要刘回老家时，务必将自己也带走。可是刘建设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来。孙毛旦私下跟路人打听小红门派出所的地址，想从这个黑窝点逃出去。

　　一天，他终于逮到个机会，一个人跌跌撞撞奔向小红门派出所。可是没过多久，刘社会兄弟就把他在路上截住了。孙毛旦心里很害怕，“你们要是打我，死我也不干了。”他大喊着。

　　这一次孙毛旦没有被打，只是以后刘家兄弟对他的看管更严了。

　　4个盲人都以为再也回不到家乡了，结果他们却意外地被民警解救出来。2010年4月30日，胁迫他们的刘社会、刘会民、张新丽、王丽四人被公安机关逮捕。

　　回到家乡

　　受过的委屈只字不提

　　2010年5月，盛改正他们再不必起早去行乞，也不必拉十几个小时的二胡了。在公安机关录完口供后，他们都被相关部门遣送回了原籍。

　　此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给盛改正所在村村委会打了电话，告诉村里失踪了一年多的盲人男子盛改正现在正在北京，请乡里派人将他接回去。

　　“盛改正回村了。”乡亲们闻讯都来看他，乡里的领导和敬老院干部也来探望了他。

　　盛改正如愿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曾经居住的敬老院，他对自己在北京受过的委屈只字不提，只说自己“被骗了”。“他刚回来的时候很瘦，现在身体状况良好。”村支书姚某说。

　　赵如意也终于和自己的父母团聚了，“他家里条件不好，这次回家，村里为了照顾他，每月多给他补了60元人民币。”村支书说。

　　至于刘志民，他家乡所在地的村支书告诉记者，从电视上看到了一条解救乞讨人员的新闻，“里面有个盲人看着像他，但是他一直没回来，也不知他又去了什么地方。”

　　刘志民走失多年，他的父母早已过世，“对他的事一直也都没管，如今大家都不知他人在哪里。”村支书说。

　　文/记者张爽实习生李妍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