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在5月20日的南京。当被一个中国年轻人问及怎么看待日本人在南京发生的事、有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历史真相，加藤嘉一答，只有接触更多国家地区的信息，独立思考，才能了解历史真相。他表示：“对当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每个人说得都不一样。”现场气氛平静。

“后来闹那么大，我们也莫名其妙。”南京先锋书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切源于一位观众事后的文章：“这个年轻的日本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传播之道，他轻松圆滑地避过了这个所谓敏感的问题，并且在暗示了他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不承认不相信的同时，又温情脉脉地提醒中国年轻人要学习，不要只听一面之言。”

“假若连（南京大屠杀）这个基本的史实你也可以不明白的话，那你所谓的对社会的观察，尤其是对中国社会那么多的言论又建立在何种基础上呢？”他愤怒地反问。

随着文章的传播，事件在网上迅速发酵，而加藤嘉一反应迟缓。直到6月9日，他才在微博上澄清：自己从未否认过南京大屠杀。自己所说的“不明白”，指的是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和细节。

“作为一名普通日本人，令人困惑的是中国与日本之间，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说法和立场都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也始终在了解真相的路上，远远没有走到终点……”他解释，同时承认，自己语言表达不严谨，才被误解。

他还解释，自己在演讲中提到的“中日之间都应该对自己的历史认识进行反思”，不是指中国人要反思南京大屠杀，而是指中日双方都有对历史不够公开、不够透明的地方。演讲视频被一并挂出。

“他的教育背景和国籍让他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解读——这是正常的。如果因为加藤嘉一在中国读书工作，就要求他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保持一致，似乎有些强人所难。”联合早报评论认为。实际上，加藤嘉一并非日本右翼，他曾表示，历史问题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健康生存下去的责任，日本人应该更谦卑地思考：在历史认识这一点上，怎样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在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上，日本一直与中国存在差异。南京大屠杀研究权威专家孙宅巍告诉记者，日本国内对于南京大屠杀存在三种态度：左派多肯定南京大屠杀存在，但在遇难人数认定上与中国官方、学界不一致，认为遇难人数介于十几万到二十万人。右翼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认为不存在遇难人数问题。中间派（即“屠杀少数派”）认为大屠杀存在，但遇难人数不多，在几千人到几万人之间。

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使是日本左翼，也没有一个人赞同三十万人这个数据。”孙宅巍说。他一直坚持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为30万：大屠杀之后，尸体主要被通过四种渠道处理：慈善团体收埋，市民自发埋葬，伪政权组织工人收埋；日本士兵抛尸长江、烧毁、就地掩埋。前三个渠道的处理尸体总数就达25万具。此外，老百姓还零星安葬了部分尸体。

他认为，日本年轻人会受日本国内相关结论的影响，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与中国的年轻一代存在认同差距。

在此前凤凰卫视的一个采访中，加藤嘉一也曾表示，自己小时候在日本接触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和中国孩子接触的，“非常不一样”。“围绕数字，中日两国之间有争议。”[详细]

时至今日，历史问题仍是中日两国关系中最大的隐形障碍，在特定的时间现形。

2003年，加藤嘉一来到中国，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两年后，日本因审核通过新教科书在周边国家引发风波。新教科书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具体数字有很多种说法，有的称超过10万，有的称约4万，“但是精确数字迄今尚未查明。”这成为引爆中国公众愤怒的雷管，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看来，中国2005年的这次反日有更深层的时代背景：1980年代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受冲击，中国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摆脱危机。“爱国宣传并非反日，但中国青少年除了报纸、电视、电影，还会在学校教育中接受抗日战争‘悲剧’的视觉教育，形成特有的对日认识。他们学到的关于日本的知识，就往往只有抗日战争中的‘日本兵’了。”毛里和子在《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一书中写道。

这本书的前言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撰写。2006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组织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以加深了解，获得共识。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审阅了中方学者名单。但一位学者认为，“该委员会实际上是让拥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学者与毫不同情中国人战争遭遇的日本修正主义者短兵相接，其结果是双方注定各不相让”。

双方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出现分歧，包括南京大屠杀。它们都认定南京存在大规模屠杀行为，但没有对确切死亡人数进行讨论。

不过，双方学者明确：1931年到1945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正是在中国反日游行期间，加藤嘉一开始写专栏，接受电视采访。对名气日益增大的他来说，“怎么看待侵华战争”，逐渐成了到每所中国高校演讲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的质问是尖锐和毫不客气的。一个日语系女生看了《金陵十三钗》，直接问他：“你们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

“日本人在国内也有很多的想法，有好好的反省，有不好好反省的，包括参拜靖国神社，也有非常反对靖国神社的，但这种非常多样化的形态，其实没有好好地反映在中国的社会里头。那种电影放了以后，很多中国人有可能加剧对日本人的仇恨，但在教室里头，我会好好地把那些多样化的声音和形态介绍给他们。以后他们也很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加藤嘉一说。

针对中日历史与现实发言时，他独辟蹊径，却又足够小心。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言论能既影响中国高层，也影响社会大众；另一方面，他承认，不能打破中国的体制和底线，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此一筛选，尽管立场温和，但他“能说的东西非常窄”。

他曾谨慎指出，中日民众在交流的过程中，总“保持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度”。“日本人想：‘中国自古以来是我们的老师，礼仪之邦，要好好学习。’到了中国后才发现，‘中国原来这么缺乏秩序，不卫生，人们缺乏礼貌。’从而感到失望。中国人想：‘日本人曾侵略中国，抱着反思侵略的心态不断向中国人道歉才对。’跟日本人交流后发现，‘他们(中国人)怎么以为自己是个受害者呢？有没有病啊？’也感到愤怒。”

“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从‘对方应该……’的角度去认知对方并对方交流，所以一旦遇到对方表现与你预期相差很大的时候，遭受的打击就更大。这才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相互理解、交流的时候难以摆脱的‘瓶颈’。”他写道。。”

尽管谨慎，他的一些言论还是引起了争议。2011年底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他提及，中国和日本都必须跳出“先谈历史”的思维——中日邦交的改善若以解决历史问题为前提，无益于两国长远利益。两国应当在具体国际事务的协作中逐步弥合情感的隔阂。。”

这不为许多中国网友接受。“按照加藤先生的逻辑，日本更要先跳出‘回避侵华历史、美化侵华历史’的思维怪圈。”一条评论说。还有人称，中国要面对自己真实的历史，但外族人的屠杀和自己人在治国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伤亡，性质截然不同。。”

加藤嘉一感到了压力。他20万字的书，出版后只剩13万。他还多次被骂作“间谍”，讲座亦多次被取消。著名历史学者雷颐与他在西安的一所高校对谈。校方非常紧张，事先规定：对谈范围仅限于中日教育和文化，不许跑题。观众提问，主持人要先遴选一轮，两人再作答。学校党委书记还专门打来电话，询问主持人有无出事。。”

私下里，两人没有说到中日历史问题。“他不主动提，我也不主动提。”雷颐说。。”

但在5月的南京，加藤嘉一仍然触及了“南京大屠杀”这条敏感的政治红线——对于中国人，南京大屠杀是永远无法言说的伤痛。[详细]

一位组织过加藤嘉一演讲的书店老板告诉记者，在中日一代年轻人当中，生于1984年的加藤嘉一算得上“优秀，而且勤奋”。确实，作家、活动策划人、主持人、同声传译、谈判人……加藤嘉一的多重身份和旺盛精力让人印象深刻。酷爱长跑的他，每天要跑10公里。每年他要接受300个采访，写200篇文章，做100个演讲，为此差点耽误了硕士毕业。此外，在三年时间里，他出了8本新书。

“加藤比同龄人成熟，处事很老练。他很会独立经营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雷颐评价这个28岁的年轻人。两人在谈教育时，有高中生咨询加藤嘉一选大学专业的问题，提及父母意见。加藤嘉一告诉高中生，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

这个日本80后，因为独特的身份和对中国现象的解读，深得中国80后、90后的喜爱。最新的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也以中国年轻人为对象，汇合了发表过的谈话和短文，是以“畅销书”标准打造的作品。在其中，他既谈韩寒、冯小刚、AV女优，谈80后如何对抗父母，也谈体育，谈健康的民族主义，谈中国底层，囊括了一个专栏作家能谈论的几乎所有范围。

他在微博里答年轻人问。他认为，当代中国青年最缺乏的品质还是独立思考、生活、追求的能力。当被问到在日本的富二代、官二代形象时，他回答，日本的富二代是被看不起的，最有可能成为剩男。而官二代成为官僚的概率不低，但往往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怕被误会成没实力。

加藤嘉一在FT中文网的专栏，则受到精英阶层的关注。《文化有体制吗》、《中国该怎样办北大》、《刘志军的高铁遗产》、《北京离重庆有多远》……在文中，他显现出对中国时政的敏锐嗅觉。尤其是《刘志军的高铁遗产》，有网友对其中详尽的数据表示震惊，称他“果然是来干间谍的”。但随即，网上就出现了反驳文章，认为其中的很多判断完全是主观臆断，细节性错误也比比皆是。

这并非加藤嘉一在专业水准上第一次被怀疑——他更像是一个专业的媒体人，而不是学者。他曾经想在南方周末上开专栏，被拒绝了。“他的文字不好。”一位南方周末编辑说。中国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时殷弘则认为，加藤“在中国多年，对中国比较懂，但是没有那么懂”。他看过加藤的文章，但未仔细读过，因为“我们不是一行”。

在加藤嘉一6月9日上传南京演讲现场视频后，部分网友表示了对他的理解，谩骂声稍退。

“加藤不是搞历史的，不可能讲的每句话都非常严谨。特别是这些话又通过网络传播，难免会扭曲。我们接受采访，报纸、网络摘出只言片语，看起来耸人听闻，很能产生效果，但实际上可能不是我们的意思。”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对此态度宽容。“加藤对中国很友好，指责他没有必要。有些事情可以跟他去讨论、解释，但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要自己去承担、解决。”[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