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同一个单元的两位老人都姓刘，都有过从军的经历，都辗转过不少地方，响应国家建设西南大三线的号召，最后成为了贵州凯里人，但都至今说着标准纯正的家乡话。

　　74岁的大老刘是河南人，解放前一直在西安，后来辗转到四川广元。小他几岁的小老刘，老家在四川绵阳，以中国第一代义务兵身份在朝鲜战场呆了3年。大老刘常常和原来工厂的老干部一起坐在太阳底下聊天“发点儿不干痛痒的牢骚”，而小老刘每天雷打不动的动作是给家里几尊不同的毛泽东像擦灰抹尘。

　　两位老刘的子女都挺多，不过留下的只有两三个孙子孙女——由于下属的厂矿搬的搬垮的垮，子女们几乎全部都外出打工去了。

　　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中，小老刘最担心的是自小身体就不好的小女儿，他和老伴需要每个月从退休工资里节省点儿，支援打零工的小女儿一家。大老刘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大儿子与大女儿都在深圳打工了，可他始终认为“每个月才一千块钱，在深圳那种喝人血的城市里，可不就是要饭吃吗？”

隐身于重重大山之中的三线基地

　　两位老刘都觉得对不起子女，两位老军人一数起子女的现状居然都会哽咽不已：“让我们奉献我们就奉献，我们不怕。还好，国家没忘记我们这些老军人，还给我们涨了津贴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四五十岁的军工企业的特种技术的工人，去哪里找工作养家？”让两位老人更无奈的是，他们无法让子女们回到家乡去，“我们都在这里，他们的根就扎在这里了，我们老了走不了，他们就得在这里陪着我们养老了。”小老刘说：“原来以为把我们的青春献了、终身献了就完了，结果不行，连我们子孙的青春与终身也被献在这里了。我只求孙子孙女们，全都离开这里！”

　　“四五”计划最终仍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整个经济计划的主导思想还是在延续三五计划中的战备重点不顾国力肆意投入。但是形势已然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1972年1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国家计委又提出了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这也成为新中国继苏联156个项目后的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这些项目都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建成投产。公元1972年也成为新中国对西方开放的元年。

种子和化肥彻底解决了国人的吃饭问题

　　三年后，45岁的袁隆平培育的水稻新品种大面积制种成功。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种子和化肥，这两样东西彻底让国人不再担心肚子问题。

　　政治的乱局令经济的乱局愈发不可收拾，周恩来，邓小平相继出山，在缺乏足够支持的条件下，1973年和1975年的经济整顿也只是昙花一现。

　　活力来自于民间。在偏僻的农村，劳模吴仁宝却在悄悄地忙活“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在村里偷偷的修起了小五金厂，三年之后产值就达到了24万，20个人就挣出来全村农民的收入。而这些草莽经济，并不在计划之列。

　　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对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最终都没熬得过时间，在两年内相继去世。随着最大靠山的倒掉，四人帮也将迅速垮台。海峡对面，蒋经国掀起“十大建设”，这一时期也成为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在未来的日子里，历史也终于给了邓小平一个扭转乾坤的机遇。

　　随着关系转暖，美国的形象从地狱变成了天堂。从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GDP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1965-1970年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而这深深地刺激到了沉浸在“最好的国度”梦想中的中国人。

　　1975年19岁的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退学与高中同学创办了微软，后来这个小公司帮助盖茨成为世界的首富，美国也借着信息产业趁机转型，为全世界诠释了一个新的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