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每一个三中全会都在往前走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相关观点被有的经济学家评价为“比较温和”。

　　樊纲多次撰文或谈及自己对历次三中全会的看法。“每一个三中全会，至少最近的20多年来，都有一些新的东西，都是在往前走。这是我们的判断。”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撰文《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指出“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只是路径不知道”。

　　他回顾称，从官方文件看，中国最早的转轨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当时的正式提法是向“计划经济与商品要素相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历史起点。“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他写道。他和经济学家王小鲁等测算得出：1997年-2007年，在中国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各项因素当中，市场化、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45、1.08和0.40个百分点，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他认为：“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有过去的文化、历史，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的制度要素必须要有——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樊纲认为，只有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发展市场经济的。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真正的竞争带进了经济活动，这样交易价格才可能真正成为市场价格，市场机制的方方面面也才能够真正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1994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实行国企改革，在很多领域实行“民进国退”。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及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樊纲认为：“这次对产权保护、产权改革提到了很高的角度，基本上解决了过去20年提到的很多问题，但是，比如法制改革、政府的改革等等很多问题还没有涉及到，很多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还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所以我还是把它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要逐步发布下去。”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远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宁可悲观一点……”他说。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及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最大意义之一就在于把这个问题城乡统筹考虑，鼓励农民进城，而且鼓励农民在城市住下来，而在农村的地可以转包，使农民真正转移出来，使城市化得到发展。”樊纲认为，在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改革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迈出了重大一步。

　　他任院长的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提出了“地票”的概念：如果城市边缘地区农民已经进城，有了“地票”，有土地交易所，农民就能够把土地换成城市的社会保障或城市的住房。而土地部门主要的责任是监管各地在土地交易中不违反农地用途的相关规定。

　　在一个高层土地管理制度论坛上，樊纲以《城市化、社会保障与过渡性农村土地制度》为题发言。他乐观表示，中国确实有一种可能性，能逐步地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而不出现大规模社会暴动城市和大规模城市贫民。相信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比较完美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在其2013年新书中，樊纲认为，可对农民工实行渐进市民化——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保障水平上农民工和市民存在“差异”，由“双轨制”（市民化和准市民化“两轨”并行）最终过渡为“单轨制”（完全市民化）。这就需要在渐进的过程中，对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体系进行改革。他估算，农民市民化的人均成本在7万元至10万元。

　　2013年4月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47次内部研讨会召开，包括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央行副行长易纲、吴晓灵、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以及吴敬琏、樊纲、周其仁等经济学家。

　　与会者集中讨论了7个研究课题，包括：“改革总体思路和当前的突破口”、“城市化、农民进城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统筹思考”、“财税体制改革”、“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管理的顶层设计：路线图与时间表”、“国有资产资本负债管理体制与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机制的改革”等。

　　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三中全会前的常规准备过程：接近决策层的智囊专家参与经济改革方案的研究，提交方案后，有关部门统筹考虑吸纳各个方案的可取之处，并专门成立写作班子起草，经多方同意后最后提交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后，就会成为中国未来至少四、五年的改革纲领。

　　香港文汇报报道，早前一份由樊纲、王小鲁等完成的摸底调研显示，三分之一的企业抱怨政府行政管理问题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首要障碍。而此次新一届中央政府改革首重政府放权，将先向自身“开刀”。

　　（综合自人民网、国研网、第一财经、香港文汇报、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等媒体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