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子超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当代新闻史研究被提到日程上并掀起了小小的高潮，其标志是若干部专著的问世，如199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和陈业劭主编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张涛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主编、宁树藩和陈业劭副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1997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种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两卷），199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白润生编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等。这还不是全部，但相信这几部著作已能反映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研究概况和研究水平。

　　笔者浏览了这些著作，在深受教益的同时，也感到其中有不少缺憾之处。诚如《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导言"所述："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项极重要的事业。它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国家通讯社、国家广播电视事业为主体的。......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还有民主党派主办的报刊、非党的综合性报刊、各种人民团体的报刊、各种不同读者对象的报刊、专业报刊、企业报刊，等等。新闻摄影、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新闻团体等，也都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近些年兴起的网络媒体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众多媒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大家庭"。但是，笔者发现，多数著作在媒体研究中较多研究了报纸，而较少研究广播、电视、刊物（如《半月谈》），或者说，史实的叙述、经验的总结、规律的分析均以报纸为主，因而新闻事业史近乎报业史；在报纸研究中较多研究了党的机关报，较少研究其他类报纸，因而又近乎机关报史。在一部史书中，有主有次，有重有轻，有多有少，这很正常，总不能要求《中国少年报》有《人民日报》的地位和篇幅吧？不过，孰主孰次，孰重孰轻，孰多孰少，需要认真思索，仔细辨别，比如报纸、广播、电视三种媒体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问题上就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另外，要比例适当。而现有的几部当代新闻史著作则是比例失当，各种媒体主次、轻重、多少的叙述有失客观和公允。另外，这些著作基本上只研究了新闻宣传自身，而较少研究新闻宣传效果，或说较少研究其社会影响。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读者研究的欠缺。传播学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传入我国，受众（读者、听众、观众）研究也早已提到日程上，但相关内容很少在现有的当代新闻史著作中得到反映。还有，报纸广播电视业的产业属性问题早就被提了出来，许多媒体已经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多年，这些更没有提及。还有，多数当代新闻史著作都对少数民族媒体、特别是非汉语媒体缺少研究和叙述。

　　由于笔者对中国当代晚报史比较熟悉，所以本文主要以晚报为例谈谈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缺憾。

　　一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新闻战线》杂志、《中国新闻年鉴》、《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报道和记载，目前全国日报平均期发4000余万份，其中晚报1900余万份，晚报占的份额将近一半。发行量超百万的日报，全国仅有5家（《参考消息》不计），其中3家是晚报。全国现有晚报140余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有一家晚报。从经营方面看，全国报纸2000年广告收入总额135亿元以上，其中晚报约61亿元，占45％左右。年广告额超过3亿元的日报有十一二家，其中5家是晚报；年广告额超过5亿元的日报有6家，其中3家是晚报。

　　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与晚报地位相似的新型都市报（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一个城市不能办两份晚报）异军突起，至今已有20多家。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广告额，这些都市报都在各自的城市名列前茅。还有新型晨报和其他各种生活服务类报纸，发展势头都很猛。

　　晚报等"大众报纸"基本上都是自费订购，普遍深入到千家万户之中，社会影响力很大。1999年秋季，笔者到成都调研，得知广大市民主要阅读的报纸就是《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类似情况在许多城市都普遍存在。据慧聪媒体广告研究中心今年的调查，在北京、天津、南宁、哈尔滨、深圳、广州、昆明、石家庄等八个城市中，"报刊知名度前五名"总计30种报刊中（应为40种，其中10种在几座城市同时知名）晚报、晨报、都市报、体育报及其他生活服务类的"大众报刊"有25种，占83％，机关报系列只有《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天津日报》及《参考消息》5种，占27％。知名度第一的8种报纸中，机关报只有2种，占25％，而"大众报纸"则占85％。

　　如果我们研究和撰写1990年至2000年的中国新闻史，那么能否只写党的机关报而不写晚报等"大众报纸"，或重写党的机关报而轻写晚报等"大众报纸"呢？显然不能！但是很遗憾，1997年、199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闻史著作，全然没有上述内容，只到1992年、1993年为止。当然，这或许只能说是出版业效率低，出书太慢，出版日期前5年的内容竟然没有，而构不成批评中国当代新闻史著作忽视乃至轻视晚报的充足理由，那么好，在此不批评现有的当代新闻史著作缺少90年代的东西，而只希望上述著作再版时补充相关内容。2000年是20世纪结束的年代，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上具有特殊意义，所以当代史不应止于1992年、1993年，而是止于2000年为妥。

　　二

　　要求新闻史研究与新闻实践同步是过于苛刻了，但是，新闻史研究相对于新闻实践的滞后期最少需要多长时间，也是没有一定之规的。笔者认为，敏锐的当代新闻史家总是能尽快跟上新闻实践的步伐，如实叙述当代新闻发展过程，哪怕关于规律性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刻。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90年代出版的当代新闻史著作是如何描述80年代晚报情况的。

　　中国晚报8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影响很大的报业大军。据《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统计，1983年全国有晚报15家，到1992年已有57家晚报了。1984年，《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发行量均超过百万；1987年，《新民晚报》、《羊城晚报》达到170万份以上；1988年，《新民晚报》最高达到184.33万份。当时，许多晚报的发行量和阅读率均超过了当地其他日报。而且，晚报的传阅率很高。据《新民晚报》90年代初的一次大型读者调查，该报传阅率平均每份3.4人（80年代只会更高），也就是说当时《新民晚报》的读者在600万人以上。全国晚报的读者高达几千万人。由于大部分晚报都是在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出版发行的，所以晚报读者几千万人这个数字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更明白地说，晚报的实际社会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然而，《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两书基本上未写晚报，提到的两三句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用两小段话概括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晚报情况，已属破天荒之举；其他两处提到晚报仅是作为背景材料；至于80年代晚报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在本书中只化作一句话："晚报的发展很快，到1988年底止，全国已有41家晚报。"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是当代史卷，多达90余万字。应该说，此卷巨著是《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的扩展和深化，容量增加了3倍，因此关于晚报史的叙述详细了许多，有了50、60、80年代三个时期的粗浅脉络，而且简单介绍了晚报界巨擘赵超构，提到了晚报的某些独特经验。但是，关于晚报的篇幅之少与晚报的实际地位与影响还是很不相称。据笔者粗略估计，这部巨著中关于晚报的文字总数只有区区几千字，不到全书的1％！

　　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关于晚报的论述最多，最好。此书篇幅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大致相当，但对晚报的论述却是后者的3倍。特别是此书体例与其他几部著作不尽相同，"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作为第一编，概括了1949年至1993年的综合情况，仅有4.7万字左右。第二编"报纸"部分却长达37万字，"晚报"正是其中的一章，因而比较突出。该章不仅概述了晚报的发展道路、办报方针，而且以较大篇幅总结了晚报7个方面的特色。这一切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章论述无论从量上说还是从质上说，仍显不足。关于晚报的篇幅仅占报纸论述部分的..34％，未免太少了！大家都知道，报纸具有宣传政策、传播信息、教育群众、舆论监督、开展服务、提供娱乐等多重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党的机关报几十年来对某些功能尤其是服务、娱乐功能有不同程度的忽视，群众不满足，不满意，而晚报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重视宣传、教育功能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担负起其他几项功能，因而受到广大市民读者的欢迎。关于如何办晚报，胡乔木、夏衍、陶铸、谢觉哉、邓拓等领导人先后有不少指导性的意见，以《新民晚报》前社长赵超构为代表人物的晚报界人士也总结了很多经验，提出了一些理论见解。可以说，在总的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晚报几十年来始终走着一条与机关报不同的路子。晚报在指导思想、办报方针、读者定位、内容选择、办报风格以及近十来年的经营理念、市场意识等诸多方面均有独特之处。还应该看到，晚报伴随着全国几十个重要城市几代人的成长。这个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庞大群体视晚报为良师益友。晚报是他们了解世界，了解社会，了解人生，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渠道。这些，并未在《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

　　晚报是整个中国新闻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是毫无疑义的。缺少晚报这一部分，或者关于晚报只有寥寥数语，轻描淡写，中国当代新闻史就是残缺不全的。

　　三

　　现有的当代新闻通史著作未能充分表述晚报史，自然令人遗憾，不过晚报界自己做了许多工作，编纂了一本值得称道的专著，即2000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晚报协会主持、丁法章主编的《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该书"编辑说明"称："此书旨在集资料性、文献性、权威性、指导性于一体，反映新中国50年晚报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经验和特点，使其成为晚报大家庭的档案馆，展现晚报风采的荣誉册，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史料库。无疑，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笔者自始至终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工作，深知此言不虚。

　　此外，还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2000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刘富、张未民著的《晚报新闻学》。两位作者都是新华社的编辑、记者。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从90年代初开始逐渐重视晚报，注重为晚报服务，1993年开设晚报新闻专线，后又成立晚报新闻编辑室，可见他们充分认识到晚报这支生力军的重要。此书虽为理论书籍，但因是晚报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所以在当代新闻理论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晚报能成为"学"，自有一个系统，足以说明晚报应该在当代新闻史上有充分的立足之地。二是即将由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主持编撰的《中国晚报学》，据称此书从四个大方面展开叙述：其一，晚报有史，通过晚报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史实，扫描起伏的轨迹和兴衰的原因，找出规律；其二，晚报有论，晚报理论是中国晚报界人士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断探索研究、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经过80年代第二次发展高潮和90年代第三次发展高潮而逐步系统化、科学化；其三，晚报有法，晚报自有一套办报的章法，即独到的认识、理念、规则与谋略；其四，晚报有术，采访、编辑、言论、通联、广告、发行等具体业务技术均有自己的特色。估计此书比《晚报新闻学》更有晚报史的意味。

　　四

　　现有的中国当代新闻史著作为什么会对晚报等"大众报纸"、广播等非纸质媒体以及新闻受众、新闻效果等诸多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忽视或轻视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全面、真实、深刻的中国当代新闻史就不会建立起来。笔者就这一问题试作如下分析，求教于方家，也提供给当代新闻史研究者参考。

　　第一，最根本的一点，是受传统观念的制约。传统观念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很多是精华与糟粕交融在一起的，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鉴别。这里简析一下"大报"、"小报"的概念。几十年来，人们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在许许多多的人眼里，从形式上说只有对开报纸才叫大报，四开报纸都是小报；从性质上说只有机关报才是大报，其余都是小报；从内容上说只有刊登重大政治、经济、国际、军事等题材的才是大报，注重社会、文化、服务、娱乐的都是小报；从风格上说只有长篇大论且一本正经的才是大报，"短、广、软"的都是小报。不否认这样的区分有许多合理成分，但是难道不过于简单和绝对了吗？品格的高低，发行量的多少，收益的好坏，实际影响的大小，就不考虑了吗？如果有一家发行20万份（公费订阅为主）、广告年收入5000万元的党的机关报负责人视《新民晚报》为"小报"，那么这位仁兄不感到心虚和脸红吗？事实上，除了对那些格调低下、鬼鬼祟祟的报纸可以斥之为"庸俗小报"、"黄色小报"外，原本不必硬分什么大报、小报的。然而，正是因为几十年来一些官员、教授、学者把晚报看成是"小报"，所以才会忽视它，轻视它。不仅课堂上、教材里鲜有涉及晚报者，而且反映在新闻史著作中也令人失望。近几年蓬勃发展的都市报、晨报和其他生活服务类报纸等"大众报纸'，在许多正人君子眼里仍是不入流的小报，尽管这些报纸在发行量、影响力、广告额上可能都已超过了当地的机关报。

　　事实上，传统观念的制约还要严重得多。新闻史界权威人士方汉奇先生说："新闻史是研究新闻传播历史的一门学科"。那么毫无疑问，新闻史是整个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20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反思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并且重写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一样，我们也有必要反思一下传统的新闻史观。现在人们都认识到，历史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史，不仅仅是社会精英史，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我们的当代新闻史不应该仅仅是宣传史，也不应该仅仅是党的机关报史。不客气地说，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当代新闻史著作，大多数仍是传统新闻史观的产物。

　　第二，资料收集不够，占有不全，而匆忙出书。"史"其实就是过去事实的有条理的叙述，事实不全或事实不清，叙述必然片面和肤浅。客观地说，半个世纪的众多媒体情况、众多动态事实的了解与掌握绝非易事，如广播资料的收集就很困难，几个人花一两年时间是完成不了的，更不要说一人之力了。这就不能不借用他人劳动成果，如新闻史中的晚报部分，就必须参阅前述三本晚报著作。当然，新闻史的研究与编撰能作为"国家工程"则最好，群策群力，保证资料的丰富充实。

　　第三，未能跟上迅速发展的新理论和新实践，而且对这些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到位。在历史研究与写作中，当代史自有其难处，客观上有当代政治的强烈干预、当代人群的多方干扰，主观上则常有赶不上形势和对形势理解不深之叹。传播学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有着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如它所强调的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的论述，但是我们的新闻理论界学习、借鉴不够，致使十年之后编辑的当代新闻史还缺少相关的内容。也是在传播学传入的时候，我国媒体的经营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媒体的产业属性不久之后亦被有识之士提出，至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成为重要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遗憾的是随后的几部当代新闻史著作却忽视或拒绝这些问题，给人以隔世之感。

　　第四，当代新闻史研究、编撰者自身知识结构的欠缺。新闻史虽然带有行业性、专门性，但新闻这个行业实在是很特殊的行业，这个专门其实也并不怎么专，它无时不在牵涉社会的方方面面，脱离这方方面面来研究"纯粹的"新闻史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光有通常说的新闻学知识是不够的，而应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如传播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等。

　　第五，写法上的失策。前述几部当代新闻史著作，除《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之外，在写法上都基本沿用了已有的近代新闻史著作的体例，且不说近代新闻史著作内容上的偏颇，仅从形式上看，它们也难以为现在所用，因为中国近代新闻史根本无法与当代新闻史相比肩，过去的形式已难以包容现在的无比丰富的内容。笔者认为，类似于《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的体例是可取的，编撰起来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同时避免本文提出的诸多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