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法章 李晓林

　　热点问题的提出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媒体对社会关注程度的增强，那些凸现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受众兴趣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它们构成了媒体报道中突出的视点，从而加深了对社会的参与和把握，形成一股舆论和媒介的强势。对此，人们开始以"热点报道"这个崭新的名词加以概括。可以说，这类热点报道是重大事件、突出的社会矛盾、焦点问题在媒体中的集中反映，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多种领域。近些年来，许多媒介借此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检测政策的贯彻成效，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舆论引导，同时也以此开展媒体间的竞争，努力争取受众，扩大自身的影响。

　　综观90年代以来出现的热点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它特别得到广大受众的青睐。首先，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改革开放的力度、深度进一步加大，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不时呈现一种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发展趋势进行把脉，怎样对矛盾焦点作出阐释，这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其次，随着传播媒介对市场、社会、政治的参与度不断提高，报道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日益成为一种聚焦点。因此，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往往会在一个时期形成舆论的旋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焦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报道在媒体的社会参与性越来越强的同时，几乎与热点问题报道一起进入人们的视野。具体说来，热点问题与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具有不同程度的同质性，焦点问题是指吸引人们注意的集中点，反映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重大事件；难点问题则是指情况较为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往往在新闻报道中形成一个较为长期的、近乎"恒温"的热点。就一般情况而言，焦点、难点问题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其所引发的舆论则超出了事实的客观层面，上升到价值判断的高度，成为一种热点问题。我们所处的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热点问题报道快速成长的年代。

　　应该看到，媒介热点与新闻事实之间存在着各种层次的交叉渗透和中介关系，也就是说，媒介的力量既来自对所报道的客观事实层面的把握，又来自于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对社会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反照。可见，热点乃是实体热点、舆论热点和媒介热点的综合体。比如，1999年1月4日重庆市綦江县虹桥断裂事件，因其造成40人死亡，14人轻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631万元而成为党和政府、社会以及媒体广泛关注的重大新闻。该事件直接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主义，经济领域中的权钱交易以及建筑市场中的混乱、无序等的深层思考。因为所触及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加上惩治腐败关乎党心、民心，因此该事件及其处理结果始终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各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问题。在此，重大的新闻事实、强烈的公众舆论以及媒体集中的报道形式构成了新闻中的"热效应"。

　　从这种意义上说，热点问题乃是反映时代精神、社会舆论以及媒体议题的多棱镜。简言之，那些能把握时代跳动脉搏、激起强烈舆论撞击、媒体予以集中报道的新闻对象，就是我们所说的热点问题。其核心要素不外乎：

　　第一，反映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时代发展潮流的精髓，热点报道就是选取那些折射时代精神的新闻事实加以反映。反映时代精神的热点报道，主要表现在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心的交叉地带，代表党和政府、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党和政府、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既增加了新闻报道的"热效应"，又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推动事物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第二，表达社会舆论。舆论一般指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要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热点报道往往紧扣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因而常常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产生心理上的接近和观念上的认同，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热点问题报道常常带动社会舆论的兴起，并导引着它们的走向。

　　第三，构成报道中心。议程设置是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有关传播效果的一种假设。该假设认为媒体对某些问题的强调或重视程度，会影响社会和受众的注意力，成为衔接媒介与社会发展内在动力的纽带。热点问题往往集中在报纸版面的重要位置或广播电视的黄金档节目时段，形成无从替代的中心议题，不仅增加人们的关注程度，而且影响人们的议事日程，甚至直接引导事物的发展。

　　总之，热点一词反映了新闻实践过程中热点问题报道的不同层面，尤其体现了从新闻事实的热点，到舆论热点，再到媒体议程中的热点这样的递进关系。我们说，热点报道的事实本身是客观的、冷静的，只有附加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因素，才会升腾为热点。热点报道的大体类别

　　热点问题是时代的反映，它新鲜，多元，反响强烈，往往凝聚着时代精神、多重舆论、价值观念甚至各种情感。对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并予以正确的报道，必然渗透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这个过程一般称之为热点引导的过程。

　　所谓引导就是疏通、化解凝聚的东西，诸如情感、利益、观念等等。每当热点问题出现，也就是新闻触及了人们感情上、观念上、利益上或者文化上最为认同、或者最为敏感和最为困惑的方面，这时一方面需要以理性思维、社会效果为基调进行舆论引导，避免热点过热，舆论失控；另一方面，对理应引起足够重视的热点问题则应注意"加温"，进行舆论引导，以免失去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实践告诉我们，热点引导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适时、适地、适度，既要防止片面地以喧嚣、煽情取胜，人为地增加"热度"；又要注意防止该热不热，失去火候和契机。通过解构90年代以来媒体重点报道的热点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它在总体上的分类情况：

　　首先是有关国际问题的热点报道。这些年来世界格局瞬息万变，大事不断，格外引人瞩目。以1998和1999年为例，国际新闻可谓热点频频，伊拉克武器核查四度危机引发的美英对伊拉克动武，俄罗斯政府的数次更迭，克林顿访华，亚洲金融危机，科索沃危机，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等等。其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更成为这个时期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国际新闻热点不仅影响到人们的共同兴趣、价值判断，而且影响到国家与群体的利益、外交形象，乃至国际上的力量均衡和世界的发展模式等等。从这些因素来看中国媒体和受众对国际新闻态度的升温，尤其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可以看到蕴含其中的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次是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报道。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体制内部的诸多矛盾、诸多问题逐渐显现，为人们提供了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可能。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逐渐增强，越来越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参与力量，其反映社会问题、报道社会矛盾的能量也在扩大。近年来，惩治腐败、经济结构调整、金融体制改革、粮食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变革的酝酿，在社会内部形成巨大的张力，进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有的会临绝顶，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有的一时难以解决，成为突出的难点，所有这些当然构成了媒体报道的中心议题。近两年，人们常以"大事多，喜事多，热点多，难点多"来形容世纪门槛前频频登场的大事，确是囊括时代风云、透视民众心态的生动概括。

　　再次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的热点报道。在改革开放中，热点问题与难点、焦点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不时产生，由于其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更容易吸引各阶层人们参与到这种热点问题的报道和讨论中来。比如下岗问题，是政府关心、百姓关心的大事；环境污染问题是事关人类永久生存的课题；消费问题关系到每一个百姓的衣食住行；物价问题，在宏观上需要控制物价指数，保持物价平衡，在微观上却是与人们的消费行为密不可分的等等。社会利益与人的思想是紧密结合、水乳交融的，这类热点问题在更为贴近的空间内引发社会和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

　　最后是关系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的热点报道。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动，增强了人们对信息、文化等方面的精神需求。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生活中出现的热点，一般都注意快速捕捉，及时反映，既发挥其娱乐功能，又形成火爆的舆论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媒介走向商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比如，自80年代末以来拥有广泛受众群的"追星"报道，包括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等的逸闻趣事、个人生活、摩擦官司等，占据了许多媒体的大量版面，虽然，这类热点报道无伤大雅，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危害，但也须适可而止。

　　总之，在当代社会，热点问题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可分成多种类别，表现了多元的结构。所有这些都是由社会本身的多元性质、新闻事实本身的多元性质和大众舆论本身的多元性质所决定的。面对不同性质的热点问题，对其进行报道或者引导当然也要有不同的话语空间，形成高低不同、强弱有别的舆论氛围，只有掌握分寸，注意节奏，把握好"度"，才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进行热点引导的常用方式

　　对热点引导，实际上是针对重大新闻事实引发的舆论热点进行引导，这种报道或引导构成了媒体的中心议题。热点问题因其"热度"高而增加了引导难度，因此更需要讲究引导艺术。如何进行热点引导？根据热点问题的大体类别，其引导方式主要有：

　　第一，对国际舞台上的热点问题，舆论引导应以国家利益、外交政策为前提，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任凭国际局势纵横捭阖，热点不断，仍然处变不惊，调节舆论，使其符合我国外交工作的总格局。比如，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该事件举世震惊，国内更是群情激愤，无疑是全球性的新闻热点。为此，全国各地、各界人士都举行了声讨北约、悼念使馆三名死难记者的活动，各地高校举行了游行示威。全国各大报刊采用整版、长篇特稿等方式对此加以报道，从各方寻找相关信息，交叉透视这一事件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后果和处理意见等，国家利益、社会舆论与媒体议题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舆论强势。以《新民晚报》为例，5月8日1版头条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事实；5月9日第1版、第2版整版刊登相关报道，真实地报道了全国、重点报道了上海各界人士对这一重大新闻的强烈反应和愤怒声讨，第7版介绍了相关性知识以及专家对此事的看法和预测，诸如介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5月10日第1版、第2版、第16版首次报道中国政府的态度及其反应，以及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处理过程；5月11日第1版重点报道了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通话，中国向北约提出的四项严正要求，在第16版刊登了克林顿向中国人民道歉的消息以及奥卿对此事的态度；5月13日第1版报道江泽民亲临灵堂痛悼三烈士以及全国人民送别三烈士的消息。至此，新闻报道把这一事件作了全面透彻的表述，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这里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面对这种重大的新闻事件时，媒体一定要善于在严酷的、无可更改的事实与公众越来越激越的情感、越来越沸腾的舆论以及政府以国家利益为重而采取的理性态度、社会需要稳定态势之间，恰当把握好分寸。《新民晚报》对这一热点问题的把握，热中有冷，热中有序，是从政治高度着眼，是具有大局意识的。这是媒体进行热点问题、尤其是有关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的重大热点问题进行引导时应当特别注意的。

　　第二，对国计民生中的热点问题，舆论引导应以党和政府的政策、国家的法律为准绳。国计民生主要指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因为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经济结构和各群体利益，所以相关的重大新闻往往受到广泛关注，形成社会热点。对待这些问题，舆论引导尤其要注意客观效果，把握适度，在过热的舆论和最佳的效益之间作出权衡。在这里，一定要根据国策、国法透视每一个热点问题，要认真调节舆论热度、媒体报道深度对问题解决程度的依存关系，绝不可胡子眉毛一把抓，"一视同仁"，"冷"、"热"不分。

　　第三，对背景较为复杂、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热点问题，媒体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具有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同时又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团结和教育大多数。比如，有关"法轮功"所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曾一度成为社会舆论和媒体广泛关注的热点。1999年4月25日"部分法轮功练习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在海内外造成了恶劣影响。大量事实表明，这里有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我们同李洪志及其鼓吹的"法轮大法"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重要的思想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如何针对部分练功者思想上出现的混乱，适时、适度地进行舆论引导，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无疑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一个时期里，全国新闻媒体为此发表了大量报道和文章，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深入剖析了"法轮功"的实质及其严重危害，尤其是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危害，可谓言之谆谆，意之切切。这里的热点引导，就是始终注意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有政治图谋、存心作乱的幕后策划者、操纵者，着眼于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的"法轮功"练习者，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会安定。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指引下进行舆论引导的鲜明特色。

　　第四，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有利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热点问题，媒体切不可缩手缩脚，被各种各样的理由限制了积极引导的主动性，放弃自身的责任。比如前面提及的虹桥坍塌一案，对原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涉嫌受贿、玩忽职守的审判，就不如对其他案犯作"庭审直播"时效果来得好。据报道，7月6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张开科一案，令"綦江百姓失望多"，因为缺少"庭审直播"，加上报纸所发相关消息简短，造成有关信息不够，该"热"未"热"。这种做法尽管有很多理由，但舆论呼声高昂与媒体热度失衡的反差，仍然使人觉得这一热点问题引导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对待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应当注重"全息"报道，增强热点报道的透明度，以及时引导和正确化解群众情绪。

　　第五，对文化生活中的某些炒作现象，媒体应以社会效果为重，避免过分向商业化倾斜，过多地渲染大众化情绪。文化领域中的热点报道，往往因文化名人效应而更为喧闹。随着大众化报刊的崛起，大众文化已成为一种可以向大众兜售的商品，成为某一特定受众群体的特殊精神食粮。目前不少报刊，尤其是一些格调不高的小报小刊，对文化生活的炒作、煽情现象屡见不鲜。我们说，过度渲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泡沫，对于这一类热点问题的引导，一定要建立在对公共舆论的准确把握之上，注重舆论中的理性因素，对舆论中的大众化情绪和商业化因素要采取审慎态度，因势利导，力戒报刊格调的降低，风格的流俗。热点引导给我们的启示

　　热点引导在90年代的新闻传播中被提到重要位置，日益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实践课题，这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要增强受众意识。从某种角度说，热点问题的兴起与热点引导的加强，首先反映了受众意识的增强。因为热点问题既是新闻事实，又是舆论的集中，而受众则既是大众媒介传播的对象，又是公共舆论的主体，两者一直处于一种对应的关系之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媒体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媒体的热点引导越来越成为加深这一过程的利器。因为热点报道更能集中地反映社会矛盾，折射时代风云，有助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吸引公众目光和形成社会舆论。因此，随着受众越来越主动地闯入媒体的视野，舆论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媒体的传播过程，媒体也就越来越注意加强热点报道和正确引导，形成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类似镜子影射的关系。在90年代末，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群体与媒体间的互动式交流日益频繁，热点报道大有成为各级报纸、广播、电视宣传的"杀手锏"的趋势。媒体增强受众意识与加强热点引导实际上是一脉相承，是媒体走向社会化的一种表征。

　　第二，要重视媒体"卖点"。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媒体已经从单纯的政府机关、宣传机构转变为既是宣传机构，又是信息产业的双重角色。要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媒体就必须发展自身，不断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方面，受众市场无疑是媒体的首选。而热点问题以及对热点引导，因其善于吸纳公众舆论而成为吸引受众的绝招。媒体加强热点报道和引导，实际上就是媒体参与到市场竞争，让新闻这种特殊产品在受众市场中发挥效应的反映。近来热点问题在媒体中的强劲势头及其引导方式的不断改进，都是与这种经济增长内动力密切相关的。在新时期里，热点报道和引导与媒体自身的生存发展相辅相成，因此媒体在注重热点报道和引导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从媒体的经济效益考虑，从扩大"卖点"考虑，热点的开掘、报道和引导也是不可不为的。

　　第三，要研究公共话语。在经济转轨期间，社会化过程加快，公共话语在大众传播媒体的空间越来越多，议论范围越来越广泛，而热点报道和热点引导就是这种扩大化了的公共话语的代表。所谓公共话语是指在公共领域内的声音、公共领域内的话题。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公众舆论等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话语。热点问题首先就是集中了的公共舆论的反映，或者说是公共舆论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产物，同时也是大众媒介的中心议题。随着热点报道范围的扩展及其促使受众参与度的扩大，公共话语空间越来越增强了。因为热点涉及的领域在开拓，从政治生活到经济生活，从社会生活到文化生活，所有这些被浓缩在媒体这个特殊的公共讲坛之中的东西，只有在人们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活动以及社会不断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才会不断扩大其热能。

　　总之，热点问题的备受关注与引导方法的受到重视，是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在新闻实践中的反映。可以说，它是一个包含新闻事实、社会舆论和媒体中心议题的崭新课题，由于其反映社会、参与社会能力的日渐增强，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愈益突出，因此更加需要我们为此努力，不断总结新经验，掌握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