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伤者亲属没交一分钱并拒绝在手术麻醉协议书上签字的情况下，院长替家属签了字，并立即组织手术抢救。
　5个多小时后，郭的家人给医院交了1000元。但此后，家属多次拒绝再交医疗费。
　直到晚上，被派去做跟踪报道的记者失望地告诉白润岱：“能让郭保尚活命的2000块钱还是没人交。他就那样躺在病床上，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氧气，等死。”[全文]

　首先，郭宝尚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否真的有罪，还有待法律的裁决。对于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人伦道德和新闻职业道德都没有任何理由回避救死扶伤，我救郭宝尚就是受人伦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共同支配。
　其次，郭宝尚和我们一样，是个普通公民，其生命权、健康权、受救助权，不但不容剥夺，而且理应受到尊重。
　再者，政府要解决这一弊端问题需要相对较长时间，而受着这一弊端影响的郭保尚所能承受的时间却是极为短暂的，此时，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伸出手去消除制度弊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全文]

　我对“新闻人”的理解是，首先要做好人，然后才能做好新闻。我认为不管是做人的伦理道德还是从事记者的职业道德，首先都是一种人道主义，剔除了人道主义，是空壳化与没有任何意义的职业道德与伦理道德。作为新闻人，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更应该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即，新闻人应是新闻和人的完美结合。
　 一个中秋节，白润岱采访过3个相依为命的孤儿姐弟，看到8岁的姐姐正拿着一张画着月饼的纸，给两个啃着干馒头的弟弟讲月饼是什么味儿。他当场倾囊200多元，塞给孩子们，自己却不得不借同事的钱回郑州……[全文]

■ 媒体对记者救人事件的质疑报道

■ 漫画暴露出政府救治制度的弊端

　一个生命危在旦夕者的救治问题，之所以突然引发争议，就因为他是一个持刀杀人的自残者。人们往往心照不宣地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好人”，而是一个杀人者。法律最终可能要惩治他，社会最终要隔离他，甚至可能消灭他……这种想法说穿了就是有罪推定，因为在他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之前，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我们已经在心中把他确定为罪犯，并且是很有可能被处以死刑的罪犯。[全文]

　造成这一尴尬的深层原因，在于相关约束和保障制度缺失。郭保尚虽是犯罪嫌疑人，但他首先是一个公民，况且法庭尚未作出宣判，其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容漠视。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嫌疑犯人的医疗救治未有明确规定。家庭作为第一义务人，在对成员的救助上不能推卸责任；政府从法理上讲，有维护公民生存权、健康权的义务，在公民个人不能承受时，政府应承担起保护、救济的职责。[全文]

　就记者出资救助嫌犯而言，这仅仅是道德高尚者一次践行内心道德准则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举动，不仅属于当事人自由的范畴，更应该是为社会所鼓励的“多多益善”的举动。
　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指责一个挽救了生命的个体。任何社会的道德批判，以动机评判个体的做法无疑都是一种可怕的“诛心论”。事实上，“救人的结果”就是最真实的动机，也是最无可辩驳的事实。[全文]

　在这种危急关头，记者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一个记者，其勇于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一个公民高尚的道德品质，理应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重。
　从对义举的这些质疑声中，我们“读”到了一种“生命的冷漠”，这种冷漠令人不安。记者白润岱是好样的，他那种救助是救助了最需要救助的人，他的善举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品质。[全文][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