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法第一条“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不当”一词在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理论上没有一致的观点，在实践中没有判断的标准。由于没有判断“不当”行为的标准，因而在实践中极少见到行政复议制度纠正不当行政行为的案例。

　　行政复议法若干条文中出现的“其他”一词让人感觉到是一种“含糊其词”的表现。如：行政复议法第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其中，"其他"一词即属于一种含糊表述。

　　所谓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订和发布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它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种载体和途径，是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对象并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为。通过两个概念，可以清楚的看到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特定与否，而调整对象的特定与否又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的效力范围的大小。

　　红头文件即是抽象行政行为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形形色色的问题"红头文件"屡见不鲜。河北东光县文教局曾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小学报名要持父母编制证，湖北汉川市政府办公室曾以"红头文件"名义，要求全市的公务招待都用某种特定品牌的酒，河南沁阳市为吸引投资，更曾在3年内出台了5个"红头文件"，规定投资5000万元者开车违法不罚。发布问题"红头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因为其指向对象具有广泛性，所以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危险性和破坏力。

　　2008年，北京市政府一纸“限行令”文件，使“限行措施”成为“常态”。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公共政策，在民意缺声的背景下出台。2009年，律师张先生在限号期间驾车上路被罚，遂以“限行令”仅为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没有法律依据为由，将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处罚违法。但这一称为国内首例“尾号限行案”的行政诉讼，以原告败诉告终。原因为“限行令”为抽象而非具体行政行为，而行政复议法中缺少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

　　当前的《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相比，一大特色就在于它规定可以通过复议具体行政行为，来“附带审查”行政机关作出这一行为所依据的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教授说，但是在实践中，这样的案例却比较少见。“因为，‘附带审查’意味着你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直接申请复议。只有当你因为违反被处罚了，才能同时对处罚的依据申请复议。这种制度设计有缺陷，实际上是把人逼到‘以身试法’、以违法方式才能得到救济权的境地。”

　　2001年，律师乔占祥叫板铁道部轰动一时，他要求撤销春运期间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其实乔占祥最初走的并非诉讼途径，而是行政复议。他的复议请求，也不仅是撤销涨价的行政行为，还要求一并审查并撤销涨价依据《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乔占祥之所以首选行政复议进行维权，原因是程序不但简单灵活，且撤销违法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红头文件”，就可从源头上纠正违法行政。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解决行政争议的体系中，行政复议应该是公民首选途径，受案数量应该数倍于行政诉讼。但现状正好相反。[详细]

　　2002年，太原联通称自8月1日起向手机用户收取来电显示费。一用户以违约为由将这家公司起诉到法院，该公司提出的答辩理由是未违约，原因是此项收费经过了山西物价局批准，还将物价局批文作为证据提交到法院。用户看到后，以山西物价局的审批行为违法为由向当时的国家计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撤销山西省物价局的批准行为。国家计委审查的结果是不予受理，理由是山西物价局的审批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得到这样的结论后，该用户对行政复议制度很失望，有了模糊的法条规定，政府部门推托甚至强推“红头文件”更加有恃无恐。

　　北京市某区张琦和11位村民所建仓库被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下了强拆决定书。他们以12名村民名义提起行政复议，而后经区市两级政府，却被告知不能以不能使用“某村12名村民”等不准确的名称，仅立案环节就耗时几个月，张琦难以理解：“行政复议虽免费，可程序却这么繁琐。复议机关会向着我吗？他们可都是一个系统的。行政复议法不好使，原来对它的期望太高了。”其实何止是程序，行政复议法对负责行政复议的工作人员的要求不明，政府在复议的审议过程也不会向申请者公开，不免让人觉得行政复议是行政机构家务事，申请人不过是“外人”。[详细]

　　“当前申请行政复议的数量还不如提起行政诉讼的人多，更不用和信访的人数相比！”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说，“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国情是‘信访不信法’，但信访并不是社会纠纷解决的主渠道，信访甚至带有'拦车陈情告御状，击鼓鸣冤盼青天'的封建色彩。在法治社会，应当将民众的诉求及各类争议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认为，当前信访制度不仅成了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而且对诉讼其等其他主要方法构成挑战，如循着信访这条路反复处理，特别是已经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案件再进入信访程序，无疑将导致法治社会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