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身在香港，心向中国内地。当时他的第一位妻子伊迪丝在战时陪都重庆。伊迪丝是他在天津时的中学同窗，他19岁时与她结婚。爱泼斯坦揣着宋庆龄为他写的一封介绍信，于1940年春离开香港赴重庆。

　　在重庆，爱泼斯坦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际新闻处所办的中国国际电台的英文广播稿编辑和播音员，工作了一年。他发现武汉时期那种促进全国团结，积极抗战的气氛消失殆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官僚、政客们醉生梦死，贪污成风，而广大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国民党当局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搞投降，搞分裂，挑动内战。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重庆的氛围更加反动，令人窒息。许多民主进步人士纷纷前往香港。爱泼斯坦不愿意再做任何与国民党有关的工作，也返回香港到英国人办的《南华早报》工作,并义务为保卫中国同盟服务。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英开战，并进攻香港。12月25日，驻港英军向日本投降，香港沦陷。由于爱泼斯坦多年来写了许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并从事支持中国抗战的活动，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为掩护他免遭日本占领者的迫害，在香港沦陷前夕，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故意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给《南华早报》，宣称有人看到爱泼斯坦在湾仔地区被日军炮弹炸死了。这个传言被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出来，他在美国的父母从报纸上得知儿子“遇难”的传闻，极为悲伤。爱泼斯坦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消失”了。他装扮成一个刚来香港不久的美国传教士，并改了一个假名“亚历克史蒂文森”，由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女士安排，找她的朋友吴大夫弄破爱泼斯坦的一条裤腿，在他的腿上划了一道伤口，像是被一块弹片打伤的样子，住进一家医院，等待时机，逃往内地。但时隔不久，日本兵就来到医院把所有的病人统统押解到了赤柱拘留营，而使他与中国友人失去联系。

　　赤柱拘留营关押的都是各国平民，日本人未派重兵把守，由一些香港警察管理，警戒措施很松。爱泼斯坦和包括他后来的妻子邱茉莉等几位美英荷俄难友，秘密串联逃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当中一人发现海边草丛里有一条破旧的小艇，他们偷偷地自制了舵和两把桨，经过一番准备，在1942年3月18日夜晚，逃出了拘留营，经过一番海上历险，在中国渔民的帮助下，偷渡到澳门，又经澳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和爱国者们的帮助，偷渡到广东的中山县，终于脱离了危险。

　　几经辗转，爱泼斯坦又回到重庆。先是在新成立的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担任驻中国记者的工作。不久，他又在美国战时新闻局重庆办事处（后来的美国新闻处）找到一份工作，并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继续志愿服务。

　　1943年，爱泼斯坦的个人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与已去美国的妻子伊迪丝离了婚。他们一个远在美国，一个在战乱的中国。由于彼此生活目的不同，伊迪丝要建立一个家庭过平静的生活，而他喜欢做一个整日到处奔波的新闻记者，报道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贡献力量。这种情况下，分道扬镳，十分自然。在香港时，他与英国姑娘邱茉莉相识，她也是一位热忱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也为保卫中国同盟义务工作。香港沦陷后，爱泼斯坦和她都被关押在赤柱拘留营。他们一起逃出来，在患难中相知相爱，1943年在重庆结婚，以后共同战斗、生活了几十年，经受了各种考验。

　　自1939年后的5年中，国民党用它的几十万精锐部队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竭力造谣诽谤中共和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禁止中外记者去延安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采访。1944年1—2月份，国民党当局接连命令关闭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台和重庆的所有非政府电台，使国内外很难了解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及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怀特等许多驻重庆的西方国家记者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不懈斗争。他们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强烈要求去延安访问；在国民党当局的多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同国民党官员据理力争。在爱泼斯坦等人的抗争和美英等同盟国军事和外交代表的压力下，直到1944年4月，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同意外国记者去延安访问。但为了控制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国民党当局规定，外国记者必须参加国民党官方组织和监督的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不能自由行动，所发新闻报道，必须接受新闻检查，并要和国民党的评论或批驳一起发表。国民党官员还借口去延安访问对妇女来说太艰苦了，规定女记者不得去延安访问。这样就把爱泼斯坦的妻子邱茉莉（她是英国伦敦一家大报《每日电讯》委派的记者）和两位进步的中国女记者，《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女士都排除在访问团之外。不让邱茉莉和爱泼斯坦一起去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害怕具有鲜明的同情中共立场的这一对外国记者夫妇到了延安会留在那里不走了。

　　这个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共21人。其中中国记者9人是：《中央日报》张文伯、《扫荡报》谢爽秋、《国民公报》周本渊、《时事新报》赵炳 、《商务日报》金东平、《新民报》赵超构、《大公报》孔昭恺、中央社的徐兆镛、杨嘉勇等，他们大部分是官方和倾向国民党的记者。而外国记者仅有6人：爱泼斯坦（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武道（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汗神父（《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这位神父对中共抱有很深的偏见），还有一位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由国民党政府官员谢保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官员邓友德为记者团的领队，另有“随员”4人。

　　国民党当局还特别指定了采访的路线，不许从西安径直向北，经洛川去延安，这是一条最近的路线。而是由西安，经潼关向东走，在宜川渡到黄河东岸，去军阀阎锡山（当时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盘踞的晋西苛岚坡采访后，再返回黄河西岸，进入陕北地区。这样舍近求远，绕一个大圈子，为的是让记者们“先入为主”，接受一番反共的宣传教育。

　　记者团来到西渡黄河的渡口，乘坐一艘平底大木船渡河。爱泼斯坦举目望去，滚滚黄河水犹如万马奔腾，波涛汹涌，十分惊险。十几位健壮的船夫分成两排伸腿坐着，划桨动作整齐，高唱着雄浑的号子，奋力向前。渡船从容地越过激流险滩，不一会儿就顺利地抵达西岸。这一番情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数日后，在延安举行的欢迎记者团的音乐晚会上，爱泼斯坦听到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由一二百人的大合唱队演唱，那气势磅礴的旋律，慷慨激昂的歌声，深深地感染着爱泼斯坦和所有的听众。

　　1944年5月31日黄昏，记者团跨过黄河进入陕北边区，在渡口村，由当地的乡村干部安排，在村民的窑洞里长长的土炕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八路军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兼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奉中共领导之命，带着翻译人员、护送战士和马匹车辆，从延安翻山越岭，急行军两天走了250里路，赶来迎接记者团。

　　站在爱泼斯坦一行人面前的王震，穿一身沾满尘土的灰布军服，脚蹬一双草鞋，亲切地微笑着和他们握手打招呼，没有一点官架子。“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迥然不同。”他看到跟随王震前来迎接他们的八路军战士，“脸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笑嘻嘻的一群小伙子，有的着装比王震将军还好。他们中不少人背着日本的三八式步枪或佩着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这些武器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军队高级司令部里是作为战利品陈列的。”这是爱泼斯坦所描述的见到八路军的最初印象。

　　爱泼斯坦一行在王震陪同下，晓行夜宿，奔赴延安，走了一个多星期。一路上，他们看到，尽管国民党严密封锁，边区军民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把陕北荒凉的山野和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米粮川。沿途一片片小麦、小米，黄澄澄的丰收在望，豆子、棉花、亚麻，郁郁葱葱，尽收眼底。他们遇见的老百姓，穿的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老人、孩子面颊红润，没有营养不良的颜色。旅途中休息的地方，老百姓见到护送记者团的八路军战士，就像见到自家人一样主动上前攀谈，送上开水给战士们喝，帮助照料马匹……这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一见到“丘八”惟恐避之不及，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路过延长县，爱泼斯坦一行还看到，红军到来后使原在国民党手中破烂不堪的油井、炼油厂都恢复了生产，出产煤油、合格的汽油和优质蜡烛，汽油能供应当时边区仅有的二十多辆卡车使用。

　　到达南泥湾住下参观，他们更是大为惊讶。三五九旅的官兵们一组组在田间劳动，一面挥着锄头和铁锹，一面哼着歌子，干得热火朝天。地头上，步枪、机枪、掷弹筒和迫击炮，整齐地架成一排排，几乎所有这些武器都是在战斗中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沿着峭壁是官兵们挖的一排排居住的窑洞，里面的家具都是自制的，粗糙但适用。在王震的旅司令部，用来接待记者团的客房，竟是一幢整洁的日本式平房。它是由一个给日军修造碉堡的日本工程师设计的。他叫冈田吉雄，被俘后，进了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加入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42年成了八路军的一员。王震把冈田介绍给记者们说：“他还发明了一部抽水机，现在是我们的一位劳动英雄。”大家鼓掌表示赞许。他们还参观了一架自制的榨油机和一间用当地的草造纸的小作坊。他们看见官兵们熟练地纺线、织布、做军服，用自己生产的羊毛织毛衣和军毯。

　　招待记者的饭菜很丰富，不仅有鸡、鸭、兔、羊、猪肉，蔬菜中还有陕北很难见到的黄瓜、西红柿。王震在饭桌上向记者们介绍说：“全旅每个干部战士每月有45斤粮食、30斤蔬菜和3 斤肉。”记者们看到的八路军官兵个个红光满面，身强力壮。

　　爱泼斯坦在关于陕北的最初印象的报道中写道：“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人民丰衣足食的地方。驻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在中国各处所见到的吃穿得最好的部队之一。”“开垦大片荒地的工作是由军民一起进行的。驻军夏天种地，冬天训练。他们现在能自给自足，不用农民负担。”

　　吃过晚饭后，晴朗的星空下，在练兵的操场上，三五九旅举行欢迎记者们的晚会。爱泼斯坦看到，在露天舞台随风飘动的蓝色幕布上，并排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干部战士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都是表现反法西斯，打击日本侵略者和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故事的剧目。当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的时候，一个通讯员快步走到陪同记者们看戏的王震面前，对他轻声耳语了片刻。王震露齿一笑，纵身跳上舞台，摆手让演员们暂停演出。观众们不知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都悄没声地看着王震。满面兴奋的王震大声宣布：“请大家注意，延安来了电话，报告一个重大新闻：等待已久的盟军于6月6日在法国北部诺曼底胜利登陆了！”人们一片欢腾，不约而同地振臂高呼口号：“盟军胜利万岁！”“打倒德国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国记者们也频频举手做出“胜利”的手势。

　　6月14日，延安举行了庆祝联合国日大会，记者们参加了大会，看到工农兵群众和中共领导人群情高涨，齐声高呼：“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与英美合作！”“动员全国人民，粉碎日本进攻，积极准备反攻！”等口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会上发表演说。他神情庄严地说：“我宣誓，我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军民将和中国国内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继续战斗，准备反攻，打败日本！”会后，爱泼斯坦写的新闻中，批驳了国民党军西安司令部参谋长污蔑“中共破坏抗战”，“八路军阻挠中央军打日本”的无耻谎言。

　　在三五九旅时，记者团参观了旅医院。医院设置在一个斜坡边上的窑洞里。虽然医护人员给了伤病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治疗他们的药物却很少。药房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排排西药瓶，上面贴着拉丁文药名，但所有的药瓶都是空空的。外科器械大多是用日本炸弹片、废钢铁自制的，很粗糙。医护人员含着眼泪告诉记者们，许多战士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却因为缺少抗菌药而感染，有的不得不截肢成了终身残疾，有的发展成坏血病而死亡。这都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扣留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捐赠的医药物资造成的恶果。听到这些诉说，中国记者沉默无言，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十分气愤，心情沉重。

　　到延安后，爱泼斯坦单独会见毛泽东时，作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人员，他就国民党封锁边区，禁止运入医药和其他物资，“保盟”如何能最有效地帮助边区和八路军的问题，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给了他一张所需医药物资的清单，请他转交给宋庆龄。不久，宋庆龄通过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帮助，利用在记者团之后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的美军运输机，为八路军陆续运进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外募捐的许多医药物资，其中还有一台珍贵的X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