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9日，记者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设宴为他们洗尘。10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设宴款待，晚上举行了音乐晚会。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大会议室接见了中外记者团的全体客人，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的开场白说：欢迎诸位在这样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个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讲又相对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毛泽东发表讲话接受提问之后，又对记者们说：哪位愿意继续谈，单独地或几位一起，都欢迎。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十分高兴，要求单独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欣然答允。记者团的领队谢保樵坚决反对。然而，延安不是重庆，国民党官员已经控制不了外国记者的行动了。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各条战线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云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准备参加“七大”，正是进行采访的大好机会。外国记者自行其是，找人采访、谈话、交朋友、拉家常十分融洽，谢保樵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可奈何。

　　爱泼斯坦单独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邓发、徐特立和许多赫赫有名的中共人物。爱泼斯坦单独采访毛泽东谈了好几个小时。毛泽东回答他提的各种问题毫不装腔作势，而是把自己的看法和思想，用通俗而深刻的话，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当他得知爱泼斯坦为《联合劳动新闻》等多家美国新闻媒体写文章，便饶有兴趣地向他询问有关美国劳工运动和美国共产党的情况，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通过接触和观察，爱泼斯坦感觉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常常不带警卫员，在满是尘土的街上散步，跟碰到的老百姓随意交谈。当和记者团或在其他场合同人们合影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安排他站在中间，而是随便站个地方，有时站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后面。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同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吃过几顿饭，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十分随便，一共不超过两三桌，边吃边谈，饭菜也简单。当记者团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到爱泼斯坦等人的住地和他们话别，并送给每人一幅在延安用石板印刷的画像，每张上边都亲笔签名。图片上的毛泽东带着沉思的神态，爱泼斯坦一直珍存着。1945年到美国纽约后，他把毛泽东的这张画像挂在寓所的墙上，1951年回到中国后又挂在北京住所的墙上。

　　另外，毛泽东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也令爱泼斯坦难以忘怀。他写道：“在延安时，毛泽东的轻松自如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的事情这样多，责任这样大。事实上他是极其繁忙的，而且是在很大压力下工作的。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开辟了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频繁，行政组织工作也很复杂。在与国民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主要的决策者——如何顶住国民党的进攻，避免内战，又要鞭策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著述与党内辩论中，他制定了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的举止与在重庆的蒋介石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后者拘泥形式、不自然、神经过敏，说话时经常一个字一个字地蹦，而且看上去总是很紧张。蒋坚持事必躬亲——从事后指责自己的指挥官，到亲自召见国民党指派出国的每一个官员，还让一个相士藏在帘子后面，观察那个官员脸相是否有不安或不忠的迹象。毛泽东在那时候很明显地乐于放手让各级干部分担。以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地理上的分散和相互之间通讯的困难，根本不可能从具体细节上指挥远离中央的各抗日根据地如何采取军事和政治措施。各根据地只要理解和遵循总的指导方针，由他们自己判断，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朱德，爱泼斯坦在《朱总司令采访记》中是这样描述的：“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的一头浓密黑发，宽宽的脸庞，长着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都会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活儿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常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在延安的日子里，爱泼斯坦看到，在这里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到广大的干部战士和边区的人民群众，“没有厌战情绪，也没有惰性，每件事情都像春芽一样新鲜，”到处都是一派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景象。爱泼斯坦在延安生活得十分愉快。他给邱茉莉写了许多家信，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延安人的生活情形和他的亲身感受。在1944年7月30日的信中，他写道：“人们的生活习惯既简单又随便。你经常看到进来的人不做自我介绍，因此不知道他是一个小合作社社员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大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并且有头脑，他们谈的事都和现实密切相关。他们爱笑、爱唱，听不到歌声是难得的。在星期日和假日，学生和老乡们有时在街上跳舞（指扭秧歌）。这里纯粹是农村，假如不关上房门，鸟儿就会飞进来，院子里的鸡也会跑到屋里散步，甚至会跳到书桌上，听到吆喝声便匆匆跑开了。”

　　“白天在太阳下边蛮热的，晚上凉快。延安河里可以游泳，但水流较急，水也浅，泥沙多，游泳不太带劲儿，但下去泡泡，凉快凉快还可以。人们下到河里玩，穿什么的都有，或什么都不穿，没人在乎。每当夜幕降临，河边就成了情人的走廊。

　　“周末晚上，许多学校和机关都组织舞会。女孩和男孩一样，都干活，有想法，也爱唱歌，爱玩爱闹……”

　　8月30日，爱泼斯坦在给邱茉莉的又一封信中说：“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爱泼斯坦在延安工作得十分活跃。他不仅写了大量的通讯，在国外许多报刊发表，使国际上了解到中共及其领导的边区军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他还主动积极帮助延安的中国同行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他就延安的对外宣传工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新华社那时播发的第一条英文新闻，就是由他亲手改稿，借手摇发电机的电波，从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向全世界播发的……

　　谢保樵对爱泼斯坦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大为光火，他向重庆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汇报时，恶意地说：“艾培（爱泼斯坦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谢保樵这个汇报倒不能算是造谣，爱泼斯坦在延安确确实实有一种回到自己家里般的感觉。

　　多年后，爱泼斯坦每当回忆起这次去延安的经历时总是满怀深情地说：“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天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