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加坡把住房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搜狐新闻

　　迈向福利社会系列三：住房保障

　　郑永年：新加坡把住房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学不了

　　2009年9月，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0%，环比上涨0.9%。同年3月，北京市社科院发布《2008－2009北京社会发展报告》，指出2007年底北京平均房价是每平方米15162元，按照户均100平米计算，则当年房价与收入之比约为23：1，远远高于3－6.1：1的国际标准。房子，已经成为压在中国人身上，一个沉重的壳，在没有完全卸下来前，他只能向蜗牛一样，慢慢爬着，不敢消费，努力存钱。

　　2007年，温家宝总理带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站在新加波建屋发展局大厦三十二层，远眺组屋区，点头赞赏：“几年前，我曾经专门考察过，受到不少启发。”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又叫做组屋，自1961实施以来，目前已有85%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里面。新加坡公民只需要符合年满21岁，月收入低于8500新币等几个条件，就可申请，大多数人只需动用薪金的20%就可偿还组屋贷款。

　　1998年，中国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决定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但自经济适用房启动以来，问题重重，褒贬争论一直不断，有专家呼吁，应该叫停中国的经济适用房。

　　目前在中国，住房保障，还没有上升到和养老、医疗同等重要的位置，但纵观世界上发达国家经验，让居者有其屋，是各个福利国家、经济发达国家的一项主要社会保障政策。比如新加坡政府认为，发展公共房屋不仅是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因为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里，如果房屋市场面临垄断情形，始终有一天，中产阶级也将买不起房子。

　　两千多年前，孟子曾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如今，这句话依旧适用。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我们希望，通过对郑永年的访谈，能了解新加坡的住房政策，也给中国的住房保障，探寻一条道路。

　　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刚开始就是一个基本国策

　　2007年，温家宝总理带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站在新加波建屋发展局大厦三十二层，远眺组屋区，点头赞赏：“几年前，我曾经专门考察过，受到不少启发。”

　　据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官员介绍，他们每年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200多个代表团来访，其中40%以上都来自中国，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中国官员们最喜欢问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以及物业管理问题。

　　记者：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向新加坡学习，尤其住房问题上问的最多，那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到底是怎样的？

　　郑永年：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政府想学习新加坡，还有一个是它到底有没有在学新加坡。首先，中国政府想不想学新加坡？这是无疑的。

　　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甚至是唯一一个，把公共住房解决好的国家。新加坡的整个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居者有其屋”，这样一个华人传统道理之上。它的住房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其国家建设的一个基本国策，是新加坡国家建设核心中的核心。为什么说是核心中的核心，新加坡的一系列社会政策都是围绕组屋来进行的，比如它的社区服务、医疗、教育、种族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关系等，所有都跟组屋有关系。通过组屋政策，它还要落实一些传统价值观，比如照顾老人等。可以说，组屋是这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平台。没有组屋这个平台，这些政策的执行会变得非常困难。也很显然，组屋政策也是新加坡政府“亲民”政治的平台。

　　中国人原来说有产者有恒心，居无定所的人是没有恒心的。所以新加坡的国家建设主要是围绕组屋来进行，组屋是社会政策的核心。

　　那么新加坡公共住房的概念，从哪里来呢？最初，这个概念是从欧洲过来的。但是新加坡没有照抄，而是加以改善。比如在英国，它的公共住房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福利，是为了救济群人的，是一种施舍。但是，在西方这样的公共住房政策成功的不多，大多都不成功，失败了。因为政府要救济穷人，所以这些屋里面要么是穷人住在一起，要么是少数种族的人住在一起。所以往往经常出现社会问题的就是这些地方，后来就变成贫民窟了。

　　新加坡很好的一点是，把西方的公共住房政策拿过来后，对此进行改造。新加坡现在85%的人都住在组屋里面，它不再是西方救济穷人的那个概念，而是一个基本国策。这是新加坡最大的创新，没有这个创新，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不会取得这样成功。

　　中国名义上在学新加坡，但没看到新加坡住房政策的精神

　　1998年以前，在中国，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国家和单位在住房上，给了大量的补贴。那时，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福利性分房，在消灭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也造成了国家无力不断建新房，以满足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需求。

　　1998年，国务院发布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的规定，决定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从那时起，中国的老百姓住房开始商品化，房价随时间推移，不断地水涨船高。想买房，拿钱来。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虽然从1998年，经济适用房的主体地位就被确定，虽然此后若干年中，每年都在有各种补充政策和措施出台，以保证经济适用房的良好运作，但问题、矛盾依旧重重。住房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不止一次表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无法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大量开发这两种住宅产品很可能推高房价，甚至会滋生暗箱操作和腐败。“中国社会那些有了30万元的人，其实并不是最困难的人。经适房只会使真正的穷人永远没房住。”茅于轼认为，经适房、限价房“没效率、没公平”，这两个目标都已达到。

　　记者：现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政策，比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这些政策是不是在借鉴新加坡的组屋政策？您认为这次住房政策的实际效果怎样？

　　郑永年：那就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有没有在学。我觉得它想学，但比较悲观的是，中国现在做的实际上类似于西方那种模式，救济穷人。全世界那么多年的经验都说明，这肯定是要失败的，绝对不会成功的。

　　首先现在中国的这一套很难推行下去，因为没开始推行就被既得利益所操作。中国和新加坡的目标不一样。新加坡是通过组屋来提高社会服务、社会发展。但在中国不一样。各方面都想着赚钱。所以中国这个房屋政策，名义上好像是在学新加坡，但根本没有看到新加坡住房政策的精神是什么。

　　新加坡为什么能做得好，那是因为它把组屋当成基本国策来做。中国不是的，中国觉得是为了解决穷人问题，帮助穷人，把福利给穷人。但实际上呢，穷人还是买不起房子。

　　为什么中国很多地方政策对公共房屋投入很少很少？因为地方政府内心并不是心甘情愿去做，毕竟商业性的房地产是地方政府一个很重要的财政来源。所以政策换了不少，但是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有的政策的出台甚至和利益集团密切相关。为了庞大的经济利益，住房政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穷人转移到富人的有效工具。

　　记者：中国有很多地方说没钱建经济适用房，为什么新加坡有那么充足的钱建立组屋，而且经济发展很好？

　　郑永年：这个是关键。中国人来新加坡考察，都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国家，把住房像财富一样送给老百姓。但实际上，任何政府都不会做赔本的生意。新加坡开展组屋政策几十年了，为什么一直可以持续呢，那就证明没有赔钱么。

　　新加坡不可能从公共住房政策上赚很多钱，但它也不会赔钱，还是有利可图的。它把整个社会发展好了，比如社会稳定后，人们就敢消费了，那政府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赚钱。公共住房政策是否可以持续主要看你政府投入多少，要看政府的决心。因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稳定社会秩序、完善法律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等等。

　　所以老是把公共住房看成是赔钱的地方，那是不行的。主要涉及到政府、土地、开发商这些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涉及到钱由谁来掌控的问题。

　　中国要设计一条自己的道路

　　2009年9月，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0%，环比上涨0.9%。

　　2009年上半年，据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全国各地新开工经济适用住房3388万平方米、48万套，完成投资468亿元。

　　针对武汉“六连号”事件、北京大量经济适用房违规出租等新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侯晰珉称，经济适用房是现阶段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特别是一些住房价格较高的大中城市，发展经济适用房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今后经济适用房还将适度发展。

　　记者：如果说中国的住房政策学不了新加坡，也走不通西方国家那条路，那中国就必须要重新找一条住房福利的道路，您对这条路有什么设想？

　　郑永年：西方的走不通，新加坡的说老实话，它做不了，只能是一个理想。所以要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来设计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要真做得话，那首先就要看政府把住房政策提高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想帮助一下穷人，那肯定做不好。这个心态本身就非常不好。应该把住房政策提高到社会政治的议事日程上来，作为一个基本的政策，和其他政策都配套起来，那么就不一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既可以投入资源，也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操纵。（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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