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谨防听证会异化为操作民意的工具

　　6月26日上午，武汉市召开“贷款建设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车辆通行收费标准听证会”，19名听证代表就备受武汉市民关注的“六桥一隧一路”ETC收费方案进行了讨论。这是场涨价听证，然而，听证会上却只有一名代表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余18名代表均表示同意或“原则同意”。(6月26日《广州日报》)

　　“1人反对”的怪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张家界风景区调价听证会上，24名听证代表中居然23名支持涨价，仅1名代表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据网络媒体调查显示，在此问题上，95%的网民不同意涨价。如此种种，在笔者看来，与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不健全密切相关。

　　我国的听证制度只是泛泛规定了代表的身份构成，没有具体说明各方代表，尤其是消费者代表的遴选标准。一些政府部门完全可能凭自身好恶选择听证代表，而代表的议事能力反而退居其次。可以说，由此产生的听证代表，本身就是对听证民主性、公开性的扭曲，听证会的民主性、公正性、公开性、代表性都因此打了折扣。

　　价格听证在实践中几乎正在成为新一轮形式主义的代名词。价格听证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其美好的价值期望之间形成了落差，人们都在发出同样的疑问：听证会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听证会？

　　在一些权力部门把听证当成一种涨价的彩排游戏的同时，我们发现，普通民众甚至听证会代表对价格听证会的热情与日俱减。一项来自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市民的心目中滑落，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62.5%，其中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或听令的摆设。而一份对北京市1998—2000年间四次价格听证会应到代表和实到代表的比例统计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到代表的数量和比例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甚至一度下滑到53.3%。也就是说，价格听证制度正因为失去民众的信任而日益蜕变为一种法治的摆设。正是由于听证对价格决策机关缺乏拘束力，价格听证会往往被民间戏称为涨价听证会，这反过来又极大地挫伤了听证会代表发表意见的积极性。

　　应看到，听证会受到普遍质疑的背后，是公众对听证会异化现象的抗议，也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的明证。价格听证制度可以被视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一个微缩舞台。正是基于这一观察，笔者认为，探寻价格听证制度在当下我国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进而防止其蜕变为某些利益集团操纵民意的工具，显得比较紧迫。(朱四倍)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