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亮鑫

　　吴若甫遭绑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星绑架案，这是一起震惊海内外的热点新闻，媒体对此纷纷报道。而吴若甫被警方解救后，感到最为愤怒的是国内一些媒体对他的不实报道，并对他造成了严重伤害。案发后十多天，吴若甫还说:“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明白，直到现在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在问我:你被绑架是不是与你平日为人品行不端或是坏脾气有关？是不是你得罪了黑社会还是因为绯闻而引来了灾祸。我觉得很冤枉，对我来说，我觉得媒体诬蔑我的人格比伤及我的性命更严重。”对此，40余位与吴若甫有过交往的演艺界人士张艺谋、吴天明、濮存昕、孙海英、吕丽萍、张丰毅、吴子牛、姜昆、郁钧剑等，都纷纷谴责对吴若甫绑架案的不实报道和由此对他的伤害。

　　触犯众怒

　　演艺界人士对个别记者的不实报道进行集体声讨，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这说明如今的不实报道已经泛滥到了一定程度，已引起了社会公愤。而对吴若甫绑架案的报道，正是最新的、最典型的一例。

　　吴若甫被绑架只有短短不到24小时，但各种传闻已在媒体上“铺天盖地”了。一说他与黑社会头目的情妇有染，由此遭祸；二说他因为平时脾气不好得罪人，这次绑架与此有关；三说他在娱乐圈有绯闻，并称，吴若甫与许晴、概念98模特范霞、舒蕾模特冠军周静娇、金巧巧等人都有“关系”，让人们往吴若甫的个人情仇恩怨上想。这些不实报道都似乎想证实一点，是吴若甫本人在平时生活中结了仇，才因此遭到如此报复的。有的媒体甚至说吴若甫自己在演一出被绑架的戏，以炒作自己，否则他为何不到一天一夜就能重新露面……

　　幸亏警方迅速破获了这一犯罪团伙，并证明这是一个穷凶极恶、已作案多起的犯罪集团，使已经兴风作浪的假新闻迅速得以澄清。无辜受害的吴若甫被绑一天一夜，身心十分疲惫，但他面对种种不负责的虚假报道，愤怒地说:“这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十分不道德。罪犯在警方的打击下没能伤害我，但不实报道却无人管束严重地伤害了我。”著名导演吴天明说:“媒体应该有点职业道德，起码要实事求是吧。媒体应该自重、自尊、自爱。”节目主持人许戈辉说:“这种只顾自己报纸效益而进行的虚假报道，对被绑架的人质来说不但造成形象伤害，而且很有可能危及他的生命。它只是满足了人们的一个好奇心，而对破案没有丝毫帮助，这种行为是非常不负责任和恶劣的，是一个职业操守的道德问题。“影视明星冯远征说:“那些不实报道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都是一种伤害，但我们又没有办法。因为一旦我们还击，他们反而很高兴，他们就喜欢打口水战。所以长期来我们只有沉默。但这次的事真是太恶劣了，我很气愤。你可以说事，但你不能乱分析，特别是在人格上进行乱假设。”导演尹力说:“老百姓是通过媒体来认识明星的，所以媒体对自己的言论要负最起码的责任。否则就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念的一种破坏。”

　　众多演艺界人士对此纷纷表态，以示对吴若甫的支持。人们说，如果这起案件不是在24小时内迅速得以破获，这些不实报道一定还会掀起更大风浪，造成更多误导，形成更大危害，迷惑更多读者。

　　造假成灾

　　其实，近年来的许多不实报道有恃无恐，越演越烈，十分猖獗，并刮起了一股蔚为壮观的造假风，以至泛滥成灾。

　　仅以文化娱乐报道为例，虚假新闻不胜枚举:

　　——吴若甫被绑架后，就有个别媒体误称香港明星成龙也突然失踪了，他和儿子在加拿大被绑架，结果使正在云南拍片的成龙不得不重新澄清事实。

　　——去年，姜文参加嘎纳电影节，有媒体竟以《姜文预测亚洲片:〈光明未来〉有望获奖》为题，发表了所谓对他的“独家采访”。报道绘声绘色地引用很多所谓“姜文的话”对参赛的亚洲电影进行评价，使姜文既感到愤怒又哭笑不得。因为，这个“独家采访”的所有内容完全是记者自己的杜撰，假冒姜文的名义胡乱预测。姜文说:“我连给我妈打电话都没有透露一句有关评奖的情况，更不可能随便向记者预测什么。这是当评委基本的职业道德。”

　　——去年1月，北京某报称，好莱坞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看中上海旅加女作家贝拉的作品《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花了102万美元买断了影视改编权，并确定由曾导演《泰坦尼克号》的卡梅隆执导。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则虚假报道，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导演卡梅隆根本不知道有贝拉的小说和拍摄电影这件事。

　　诸如此类的造假还有很多，可以说涉及了演艺圈的大多数明星。

　　有一则新闻说刘晓庆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夜白了头，但实际上，没有一个记者见过刘晓庆在监狱中白了头，全在那儿瞎猜瞎编。

　　有一则新闻说章子怡在嘎纳电影节会见妮可·基德曼，后者劝她多学英语，说得有鼻子有眼，但其实两人根本没有见过面，纯属记者瞎编。

　　有一则新闻说张艺谋最新的恋人是年轻漂亮的女模特王海珍，由于张艺谋是大导演，他看上的女演员都会在他的镜头里成名。由此，王海珍也果然一夜成名，成了娱乐圈的新闻人物。但实际情况是某影视公司为了提高王海珍的知名度，与记者联手造假。

　　有一则新闻说宋祖英、李双江等歌唱家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被取消了评委资格。实际情况是，李双江、宋祖英等都是军人，因为正好赶上“八一”期间需要下部队演出，没有时间担任评委，但一些小报记者一见评委席上少了几位众所瞩目的歌唱家，就凭着想象编造起假新闻来……

　　在演艺圈，明星们纷纷被假新闻所困扰，如赵薇为“罢演”、周迅为“男朋友”，陆毅为“女朋友“、瞿颖为“吸毒”等各种假新闻风波纷纷忙于辟谣。而同样深受其害的明星这里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郭富城、刘德华、姜文、王志文、陈道明、琼瑶、冯小刚、吕丽萍、张国立、赵本山、张柏芝、张铁林、王刚、蔡明、孙楠、李冰冰、田海蓉……。由于记者造假甚多，使一些明星得了“恐假症”，这不仅严重伤害了明星的声誉，更伤害了媒体的声誉。近年来，在媒体的恶性竞争面前，明星已对记者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面对他（她）可以信赖的记者才敢敞开心怀。明星不愿多讲，记者就越是胡编，记者越是胡编，明星就越是防范，并由此形成对立，以至造成恶性循环。这次，张艺谋、吴天明等40多位名人、明星联合声援吴若甫，为他正名，严厉谴责造假新闻，实际上是他们长期来对媒体强烈的不满和共同呼声的集中爆发。

　　追本溯源

　　随着媒体新闻大战日趋激烈，如今新闻记者抢新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这应该是好事。但与此同时，新闻的真实性受到了严峻挑战。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记者的立身之本，尊重事实尊重真理是一名记者的基本准则。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在新闻大战中，有些记者根本不具备应有的职业道德，全靠胡编乱造写稿吃饭，根本不讲新闻真实性，严重地危害了记者的整体形象。

　　去年，使《纽约时报》大失脸面的杰森·布莱尔就是因为搞造假新闻，使这家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名牌报纸蒙受耻辱。但《纽约时报》对布莱尔造假事件的处理是值得新闻界为之借鉴的。虽然被举报的假新闻只有寥寥几件，但《纽约时报》却举一反三，顺藤摸瓜，进行追踪调查，一下子查出了36篇假新闻，并把这些假新闻全部公之于众。《纽约时报》为此还发表了一万五千字的自我揭露和向读者道歉的文章。试想一下，面对这样的耻辱，在造假记者布莱尔已经被炒鱿鱼的情况下，我们有多少媒体会有这样的勇气自曝“家丑”呢？更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总编辑和执行总编都为此引咎辞职，这在我们这里，会有多少总编敢为假新闻而承担责任呢？

　　问题就在于我们有的媒体、有的记者，对假新闻不但不觉得羞愧、耻辱，相反以此为乐，不仅不打假，甚至热衷于造假。尤其是一些小报，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故意弄虚作假，哗众取宠，以扩大发行量。对于这些造假记者的所作所为，个别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有助于发行量，他们对记者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追究，反而纵容他们。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媒体声誉，而是报纸发行量、电视收视率、网络点击率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利益驱动使一些媒体背弃了新闻工作的基本准则，使得造假风久禁不绝。从布莱尔炮制的假新闻来看，从吴若甫被假新闻所伤来看，从娱乐新闻屡屡造假来看，这些内容都是些“抓眼球，有卖点”的东西。捕风捉影，制造热点，一味强调“只有坏消息才是好新闻”，把好人写成坏人，把好事写成坏事，其根本原因就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就是媒体无情的生存竞争。吴若甫被假新闻所伤给我们的教训是，必须强调媒体对社会的责任。否则，新闻的真实性何在，媒体的公信力何在？

　　有人说，随着以IT技术为核心的新传播革命的发展，新闻的竞争日趋激烈，那些被手提电脑、数字照相机、卫星传输系统、互联网所武装的新闻记者，使历史上曾有过的传统新闻报道方式相形见绌！但随着经济大潮对新闻业的强大冲击，新闻业正日益进入一个热衷于“制造新闻”、“制造热点”的年代。在这种转变中，传统的新闻理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但是，假如真实性荡然无存，新闻的本原便不复存在，新闻也就名存实亡了！

　　在娱乐圈内，许多造假新闻实际上已经成了媒体的故意炒作，早已不是记者采访不深入，道听途说之误。娱乐圈有人想出名、想挣钱，往往利用某些记者希望找到轰动新闻的心态，故意曝料，吸引记者上钩，以达到自己扩大知名度、增添曝光率、提高收视率和上座率的企图。而有些记者也明知其中有假，却故意乘势炒作。由此，在市场上形成了“双赢”局面，剧组、作品借此出名，而那些小报记者和报纸也乘机发出一连串“独家新闻”，肆意炒作，骗取名利。个别记者造假成性，把新闻当成了创作，当成了娱乐，只要闭上眼睛胡思乱想，就能编出“爆炸性新闻”，今天自己造谣，明天自己辟谣，一路炒作，一路行骗，只要能吸引读者眼球就行。再加上如今网络渠道十分便捷，既没有严格的审稿制度，却又热衷于转载这类爆炸性新闻（反正传假者可以不负责任），使这些假新闻畅通无阻，影响更广，使本来仅限于一地一报的假新闻，由此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全国关注的“热点”。而假新闻影响一大，又迫使更多的媒体不得不对此作出反应，惟恐漏了这个“热点”，纷纷追踪，众说纷纭，互相争论，混战一场，使人真假难辨，以此推波助澜，高潮迭起。于是，一个热点形成了，媒体的亮点也有了。媒体就在这种恶性炒作中追逐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然而，殊不知，这是夺来了“眼球”，却丢了灵魂:赚取了金钱，却丧失了道德！

　　合力围歼

　　《纽约时报》勇于打假，敢于揭丑的精神是令人值得尊敬的，但在目前假新闻满天飞的时节里，仅仅靠记者、媒体的自重、自爱、自尊还是不够的，因为《纽约时报》毕竟是一家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名牌大报。而我们的一些小媒体根本不在乎声誉，只在乎能否制造热点，能否制造轰动效应，能否由此产生经济效益，增添发行量、提高收视率。这就必须让我们从源头上予以制止，从制度上加强防范，从管理上进行约束。

　　北京的40多位名人明星在声援吴若甫时说，再猖獗的犯罪集团会有警方予以打击，但面对造假成风的娱乐新闻，演艺界除了联名声讨外，却对造假的记者束手无策。这些造假的记者也不会因此受到惩罚，也不会因此被除名。这才是人们最为担心的。这种担心暴露了我们新闻管理体制上的一些盲区和弱点。因为没有约束、没有制裁，这股新闻造假风不会从根本上消失。相反，把新闻当作炒作、当作娱乐却形成了一股势力，成了人们习已为常的现象，这才真正可怕。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假新闻损害的不仅是记者个人的名誉，更是有损于大众传媒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与权威。反对假新闻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应该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办法来遏制新闻造假之风。

　　首先，编辑部门应该认真把关，以更加警惕、更加认真、更加负责的精神，对待每一篇新闻报道，将假新闻尽早地扼杀在摇篮中，对堵住假新闻的编辑人员应该有奖。其次，网络和其他媒体在转载新闻时，有条件的应尽可能地进行核实，不要以讹传讹，这将使假新闻难以迅速传播，更难以形成热点。三是充分发挥读者与群众的监督作用，大家都来揭发造假者、传假者，使造假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使传假者成为人人指责的对象。形成造假者有责、传假者也有错的强大舆论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健全和完善新闻法规，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什么是新闻造假，造假者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新闻造假的打击力度，给予新闻造假者以一定的教训和惩罚，特别是对那些纵容新闻造假的媒体领导也要给予相应的惩罚，把其能否把住新闻真实关作为政绩来考察。新闻机构也有必要成立像文化部门一样的稽查队伍，专查造假新闻，并像《纽约时报》对待布莱尔一样，查出一个处理一个，对布莱尔之类情节严重者则坚决予以清除，以纯洁新闻队伍。对一些热衷于传假、以至推波助澜的媒体，也要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甚至予以处分。只有这样，新闻才能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并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总之，我们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合力围歼，煞住越演越烈的新闻造假风，以确保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与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