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颖

　　什么是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关注民生、同情弱者、公平心、正义感或者……也许，每个新闻工作者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我对这个问题最深切的感受，还得从一次失败的采访说起。

　　今年3月初，我在报社食堂吃午饭时，听政教部的一位同事无意中说起，她上午刚参加了全市监察工作会议，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在会上讲了一个真实事件：虹口区一居民6年来写了500多封投诉信、上访无数次，请求解决她家楼上居民擅自更改房屋结构导致她家时常遭漏水之灾的困难，但始终无果。今年年初，此事在虹口区委书记孙卫国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解决。这起小小的纠纷为何拖了6年才解决？据说因为楼上男主人是该区某税务所代理所长，“路子很粗”，“方方面面搞得定”。最后，此人受到纪律处分，楼下人家也终获安宁。

　　听了这个故事，觉得是个挺好的新闻题材———它既真实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疾苦，又表现了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如何切实为民排忧解难、实践“三个代表”。我向领导报了选题，着手采访。当我刚通过电话联系到那个奔波六载四处投诉的市民时，她很高兴，欣然答应了记者的请求，并约好第二天晚上去她家里采访。第二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她的来电，态度全变了，表示经过与家人商量，决定不要旧事重提，反正她家的问题已经解决，其他的就不管了。

　　那天晚上，我还是按地址找到她家，希望通过自己的真诚取得她的理解和支持。但是，那位市民连门都没让我进去，就在她家门口隔着防盗门和她说了半个小时。她反复说不想旧事重提，后来又告诉我，以前她到处求助，也到过新民晚报，但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有一次，上海一家电视台记者在她家里拍了一个多小时，亲眼看到水漫金山的场景，很是愤慨，但采访回去之后再无消息。她试着打电话去询问，那记者老实说：“不好意思，你们楼上人家路子粗，找人打过招呼，不让报道，我无能为力。”这让她和家人对媒体失去了信任，她对我说：“你们记者不能雪中送炭，只能锦上添花，我不需要了，谢谢！”

　　虽然，我知道她前后态度变化之快之大有其他不便明说的原因，而且她以前的投诉，报社有关部门也并未置之不理，而是按照程序转给她所在地区的负责单位处理了，但她对记者的不信任，却是不可忽视的现实。记者不是法官，不是裁判员，因此不能对所有的群众投诉动辄就下判断、定对错，更不能越俎代庖把属于主管单位、执法部门权力范畴的事情“一块儿干了”；但是，当面对读者的求助、弱者的呼声、危难里的呐喊、绝望中的呻吟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这次失败的采访更使我明白，做记者，要多些“雪中送炭”，少些“锦上添花”。“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我想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一个优秀记者，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虽然不一定做得到“以天下为己任”那么伟大，但至少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个好的记者，既不能居高临下俯视人间，以“无冕之王”自诩；也不能巧言令色地献媚采访对象，丢掉了记者应有的尊严。既然是“大众传媒”，也就是说面对的读者群、服务对象是广大普通群众，这也是一家报纸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新民晚报不是所谓的“精英读物”，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报纸，因此，我们报道的人、反映的事，大多应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

　　我去年的一次采访，印象极为深刻。其实，严格来说，这不应该算作采访，而是亲身经历的一个紧急救援行动。我通过自己两天一夜大海捞针般的寻找，依靠社会各方，终于将开煤气自杀、生命垂危的来沪打工青年陈海峰救下来，并帮助他重拾生活勇气。去年9月18日、19日、20日的新民晚报对此作了连续报道。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去年9月17日一早，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在接收读者投稿和提供新闻线索的公共邮箱里，突然看到一封匿名邮件，写信者声称自己是个绝望的失恋者，住在虹桥地区，女朋友悄悄离他而去。他万念俱灰，准备在两天后自杀———因为那天是他和女朋友相恋的纪念日。他希望记者代为通知他的女朋友，他知道自己错了。当时看了邮件，我有些怀疑，因为平时各种各样无聊的邮件很多，但我没有把它随手删除，而是仔细阅读了一两遍，觉得写信者言辞恳切，似乎是想在自杀前获得一些安慰。

　　我马上到虹桥地区寻找此人，但非常困难———一来地域庞大，没有具体地址无异于大海捞针；二来那里外来人口众多，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比比皆是。我向当地派出所求助，警方搜索之后表示查无此人。我没有就此放弃，我想：宁愿是空忙一场也好，宁愿是一个玩笑也好，至少这样不会有一个年轻的生命因为社会的冷漠和忽视而凋谢。于是，我按照他发来的邮件地址给他回信，劝他珍重，并把手机号码告诉他，24小时随时联系。第二天凌晨，他打来电话，表示去意已决。当天上午，我向报社领导提出建议，在报上刊出消息“紧急寻找欲自杀者”，发动全社会提供线索。消息见报后的当天傍晚，就有热心人提供线索。我在知情者带领下找到写信人住处时，他的房门紧闭，门缝里透出浓重的液化气味。我立即报警，并和闻讯赶来的警察一起踹开房门，冲了进去。写信青年陈海峰已在液化气中昏厥，如果晚来一步，他将永远离去。

　　陈海峰被救醒后，起初依然执迷不悟，说我救了他一次救不了他下一次。我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又反复跟他父母叮嘱，劝他自强自立，重新开始。那一段时间，我像个大哥，三天两头和这个不成器的陌生“弟弟”谈心。后来，他心态平和下来，愿意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今年年初时他打电话告诉我，自己重新找到工作，剪了短发，精神很好。先前离去的女友看到他真心改过后也原谅了他，两人终于重归于好，过上幸福日子。

　　整个事件，如果没有一个记者足够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我就可能对这封邮件不以为意，视作玩笑而轻率地放过，结果将是一个悲剧；如果事后我不能与陈海峰像朋友一般坦诚相待，反复开导，得不到关心和帮助的他可能还会再做傻事，事情的结局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圆满。

　　我亲身经历的这两次采访，一起欲“锦上添花”而被拒，一起因“雪中送炭”而收到良好社会效果。这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提供事实借鉴。应该说，新闻记者的“锦上添花”固然也有必要，但是群众往往更需要我们“雪中送炭”。虽然这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小学考试中的“标准答案”，但它会时常出现在我口袋里的小纸条上———我的新闻工作信条———尽我所能，给需要帮助的人们一些希望。■

　　（作者系新民晚报记者，2001～2003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