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向上、向上！

　　——北大“山鹰社”希夏邦马峰遇难采访记

　　□新民晚报季颖

　　从中尼（中国—尼泊尔）公路珠穆朗玛峰脚下向西分道，经过50多公里的简易公路，就能到达5名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员遭遇山难的希夏邦马峰大本营——也即是我此次赴西藏采访的主要地点。拐弯时，我看了一下路边的里程碑：318国道，5248公里。318国道从上海到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人民广场为零起点。“离家真远。”我想。

　　这的确是一次遥远而艰苦的采访，至少在我不算太长的新闻生涯里是最危险也最艰苦的。现在回想起从8月14日接受任务到8月25日回到上海这整整11天的经历，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为了尽快赶到北大登山队员遇难的希夏邦马峰抓取有价值的独家新闻，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上、向上、向上，从318国道的零起点到5248公里外的高原腹地，从海拔50米的上海到海拔5000米的希峰大本营。而我的动力就是敬业、敬业、敬业！

　　领命出发　10分钟背上登山包

　　8月14日下午4时左右，特稿部领导对我说，北京大学登山队有5名队员在西藏的希夏邦马峰登山时遭遇山难，你是不是可以去一趟？我一听，立即有些兴奋。记者就是这样，有点“惟恐天下不乱”，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好的新闻素材。我当即一口答应下来。

　　以前我曾两次去过西藏，知道最快到达拉萨的办法是先坐飞机到成都，再转机到拉萨。为赶飞机，我只用了10分钟就在家里收拾好行李。我有一个大的登山包，每次出差都用它，所以平时一直装着一些必备的用品，如药品、水壶、衣帽等，需要时能拎起来就走。这是以前听一位晚报的老记者聊天时谈到的经验。

　　飞抵成都已是凌晨1点半。算算时间，凌晨4点半必须到机场候机厅买早晨6点飞拉萨的航班，否则来不及当天上午到拉萨采访、发稿。时间不多，我决定不睡了，洗个澡，然后开始仔细阅读有关山难的报道和网上相关信息，做笔记和采访计划。此后整整5天，我没有洗过澡，其中3天没有洗脸、刷牙。

　　8月15日上午10时，我到达了拉萨市区。这是从上海到拉萨最快的行程。我背着行李立即赶到西藏登山协会，采访留守工作人员，并要到正赶往希峰搜救的第一批队员的手机号码、打通电话。上午10点半，第一篇有关希峰大营救的稿件传回报社。

　　一波三折　奔赴希峰之路不平坦

　　8月15日下午4点半，赶赴希峰搜救的第二批队员和北大、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部分媒体记者在西藏登协大院召开了简短的壮行会，然后搜救队出发。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这次行动，但为了安全和他们自身的一些考虑，禁止记者随队采访。

　　我马上打电话请示，报社支持我租车前往希峰，并叮嘱注意安全。于是，我马上到处找车子，定下来第二天早晨出发。

　　8月16日上午10点，我发回当天的稿件后坐车西行。下午2时到达日喀则，丰田62越野车突然坏了。在修理厂看了一会儿，因为没有配件，无法修理。我跟修理厂老板商量，能否借我一辆车。谈好价钱，他让人修好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亲自押车，跟我一起去。谁知只开出几公里，在一个加油站加好油，就听见旁边有人喊：“喂，漏油了！”下车一看，油箱像漏斗一样在滴油。万一遭遇明火，后果不堪设想。

　　只好又回到修理厂。北京吉普也不行了，老板双手一摊，爱莫能助。我真是着急，但总要想办法才行。后来，老板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他有一辆很好的丰田越野车愿意去，不过价钱比较贵。我也顾不得许多，立马答应下来。经过5个小时的耽搁，我终于又坐上越野车向西向更高的高原腹地前行。

　　急中生智　贸然敲开公安局长家门

　　由于修车找车的耽搁，为赶上搜救队的行程，我们只能连夜赶路。第二天一早赶到了距离希夏邦马峰180公里的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定日边防检查站。

　　因为希峰所处的聂拉木县是西藏西南部与尼泊尔交界的边境地区，著名的樟木口岸就属于这里。所以所有前往聂拉木境内的人员必须办理边防通行证。我不知道到希峰也要办边防证，匆忙之间在拉萨没有准备。

　　我拿出记者证、身份证和先前一些报道北大登山队希峰遇难的报纸资料，向检查站的武警战士解释，请他们通融一下让我过关。但是，那些武警战士十分较真，不管记者不记者，没有边防证一律不放行。如果回头去拉萨补办，肯定来不及；被困边防检查站，也不是办法。我只能反复和他们商量。后来，他们看我态度诚恳，有好心的人就给我指了一条路：你可以去定日县城补办，不过今天是周六，可能没人。

　　当时大约是清晨8点，西藏与上海实际上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早上8点只相当于上海的6点。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定日县城的街头行人很少。我想，今天是星期六，办证处多数不开门，我不如直接找主管的干部说说，也许他比较通情达理。

　　于是，我拦住一个路人，问到公安局的地址，又向公安局的门卫问到局长家的地址。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去敲门。幸运的是，那个局长去年刚在上海的党校学习过，知道新民晚报。他听我把情况一说，不仅马上起床帮我填申请表，还亲自去敲边防大队长的家门。半个小时后，我的边防证就办好，可以重新上路了。

　　回程艰险　胆战心惊整个通宵

　　作为唯一一名在希峰大本营留守24小时的记者，我在那海拔5000米的地方采访到了一些独家的搜救行动情况和体验了登山队员的艰辛。

　　8月18日上午11点左右，我搭大本营的补给卡车从希峰下来。经过15公里的车辙路，到达希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在那里等了1个小时，等到了一辆路过的森林消防吉普车。也是在这1小时内，我和管理站的藏族小伙子罗布次仁在闲聊中，了解到关于北大登山队一些不为人知的情况，比如是他帮他们租牦牛上山、又是他帮报信的学生在管理站拦车等等。这些细节，别的媒体都没采访到。

　　下午6点多回到定日边防检查站。我下了车，在那里继续拦车。1个人在路边等了3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一辆去日喀则的大货车。本来我可以选择在附近住一晚，第二天早晨再走，这样车子比较好找。但定日信息闭塞、通信不便，我预感山上搜救这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怕漏新闻。而到了日喀则或拉萨，可以方便地与西藏登协和报社联系。

　　所以，晚上10点多，我硬着头皮上了那辆唯一的康明斯载重大货车。车上有3个人，两个司机、一个过路乘客，都是小平头、嘴唇上留胡子，看上去30来岁、四川人。当时我想，如果他们半道上起坏心抢劫我，我也只能认了。这种事情，在青海西藏一带发生过多起。这回豁出去，搏了，大不了当一回烈士。我跟自己开玩笑。

　　我一路上跟他们聊天，试探试探，发现他们还比较老实，不太像坏人，就放下了半颗心。从定日到日喀则230公里左右，但大多是盘山公路，既危险又崎岖。车子在翻越6000多米的加措拉山口时，突遇暴风雪。

　　那风雪真是大，车窗前一点也看不见，司机只能把头伸出窗外，车子像蜗牛般一点点往前爬，稍一失足，旁边就是万丈深渊。

　　后半夜，另外两个歪在一边睡觉了，司机也在打瞌睡，车子一颠一颠，经常好端端地突然急刹车。我不敢睡觉，不停地跟司机说话，不停地给他点烟，帮他提神。到达日喀则是8月19日凌晨5点，整整7个小时我一刻也没有休息。当我找到一家宾馆投宿时，睡眼惺忪的女服务员听说我连夜从定日赶来，用很夸张的表情说：“你怎么敢从定日坐夜车来，太危险了！”对我来说，危险已经过去。

　　19日上午，搜救队果然突击到山难现场，找到3具遗体，我在日喀则得到消息，没有漏新闻。当日下午我赶回拉萨，没有错过晚上7点40分有关部门召开的紧急新闻发布会。所有这些，都是得益于这次冒险。

　　软磨硬泡　耐心终于获得回报

　　到外地采访，不比在上海，人家往往只把中央大报大台记者捧在手里，不太给地方媒体面子。所以，采访经常得“求爷爷告奶奶”似地追着缠着主管单位或采访对象。这时候是很要放得下面子去磨去等。

　　这次在拉萨也一样。西藏登协和北大处理小组只对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发布消息，其他地方媒体要么赶要么不理不睬。刚开始的时候，我给负责新闻发布的西藏登协一位姓张的处长打电话或到他办公室找他，他都比较冷淡，往往一句“情况还不清楚”就把你打发了。我除了自己想办法跟搜救队队员联系、自己上大本营采访外，基本上每天上下午必定要给他打个电话或拜访一次。有时候电话关机，有时候吃闭门羹。但我仍然每天坚持，像做功课一样。

　　而当我从大本营采访回来后，情况有了转机。我打电话过去，说“我是上海新民晚报记者……”他马上说：“我知道。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如

　　果当天有新闻发布会，他也会说几点钟在什么地方。搜救行动最后两次新闻发布会，即北大6名学生先期返京和搜救队顺利回到拉萨的迎接会，我都得到通知到现场参加。当时我发现只有中央电视台、拉萨当地电视台和我们新民晚报记者在场，其余外地进藏记者都没出现。我想，我的耐心和坚持终于还是获得了别人的尊重，这次跋涉万里的采访也可以画上一个比较满意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