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成了“国际狗仔队”——第二次朝核六方会谈采访有感

　　□卫蔚

　　举世瞩目的朝核问题2月底在北京进行了六方的第二轮会谈。如此重要的会议当然引来世界各地记者的蜂拥而至，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消息，超过600名中外记者报名参加此次会谈的报道。和600多名同行一起，我非常有幸见证并报道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可就是这样一场国际外交大事的采访中，暴露出中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新闻娱乐化”现象开始进入国际新闻领域并削弱了报道的严肃性。

　　一

　　这里，我以自己在采访报道六方会谈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剖析一下几个主要问题。

　　观察与思考一：记者？狗仔？

　　2月25日上午，六方会谈开幕式前。百余名记者“围堵”在钓鱼台国宾馆东门外，每辆属于六方代表团的汽车一进入记者的视线，总会引起一阵闪光与快门声。将近9时，一辆属于韩国代表团的面包车刚驶入东门，就被警卫人员拦了下来，并被要求退至门外等候。当车辆缓缓靠向路边时，几十名记者（大多数为中国记者）“呼啦”一下涌向车边，照相机摄像机镜头纷纷对准车内七八名代表团成员一阵猛拍，有的记者甚至挡在车前，连司机也不放过。更令人愕然的是，一阵猛拍之后，有几个中国记者开始用手拍击车窗和车门，想请车内人接受采访。虽然看来车内的代表团成员尚能处变不惊，而身为中国人，身为同行，我开始感到汗颜了。

　　先不说9时的会谈开幕在即，外方代表团成员需要时间、空间作准备，单就拦截拍击外交车辆这种举动本身而言，就是对外方人员的不尊重。追踪新闻固然是记者的职责，但是在履行记者职责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一举一动还必须遵守最基本的公民道德，维护中国的形象。

　　再者，作为一名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什么才是报道重点？那天上午近9时，开幕式转播在即，执着于几个因故滞留门外的外国代表团成员而放弃六位代表团团长重要的发言，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也未免让人怀疑起这些记者究竟关心的是什么了！

　　观察与思考二：记者都去哪儿了？

　　本次六方会谈沿承了对媒体既开放又谨慎的风格：各代表团平时不随便对外发布会谈进展；只有中日韩三国设立新闻发布中心，而其中只有中方的吹风会每天定期举行。因此，每天会谈结束后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吹风会就显得格外重要。举行吹风会的大厅可容纳300人，首日的吹风会上，直到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开始发言，会场也没有坐满。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就算将最后一排的摄像师也计算在内，也不足300人。再仔细观察，会场中境外记者的人数和境内记者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过境内记者，光是有明显体貌特征的“老外”就占了三分之一。很多境外媒体派出不止一名记者进入会场，比如日本TBS电视台甚至出动了一个4人小组前来报道这个吹风会。而此后的几次吹风会、甚至是最后一天王毅团长的新闻发布会，会场也一直没有坐满过。

　　新闻发布会，是代表民众的新闻媒体与主办者之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一次“对话”。通过它，受众关心的问题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回答，这种直接而及时的反馈方式，使新闻的价值大大提高。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源，吸引的记者人数却不足300，令人不得不怀疑：这时候，我们那么多媒体的记者到底哪里去了？

　　带着这个困惑，我在新闻中心时和几个记者进行过探讨。一家南方报纸的记者说，他来采访六方会谈，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写花絮。对于会议消息，报社将一律采用新华社稿，所以去不去新闻发布会现场，对他而言，差别不大。

　　原来如此。但这样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称职吗？

　　观察与思考三：以什么判断新闻价值？

　　六方会谈虽然谈的是朝鲜半岛核问题，但是由于半岛局势复杂，所以矛盾不少，比如，日本方面提出要求朝鲜释放被绑架的日本人质问题。人质问题在日本国内喧嚣尘上，但它的实质只是一个双边问题，根本不应该被带到多边的朝核会谈中。日方之所以在六方会谈中“咬”住不放，用意不外乎两个：一是不愿意在会谈中被边缘化，要“发声音”；二是想分散会谈的主题，制造新矛盾。

　　对于这么一个会谈中的“不和谐音”，日方的记者在第一次中方新闻吹风会上已经碰了新闻发言人刘建超的两个“软钉子”，到了第二天倒也识相起来，不再提有关问题。可是，这么一个应该被边缘化的问题，在第二天的吹风会上偏偏被一位中国女记者提了起来，惹得一群日本记者再次奋笔疾书。

　　国际新闻是要写出有各自特色的报道，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整个事件的把握。六方会谈的实质是什么？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中方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为何要扮演这个角色……记者只有掌握了这些基本概念后，对整个报道的大局才能有自己的判断，才能不被国外媒体牵着鼻子走，也才能做出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新闻报道。

　　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国际事务中，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也与国际大事日益密切，因此中国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关注国际问题。媒体因受众的需要而存在。所以，近年来各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大家都在尽可能地使复杂的国际问题“平民化”。我采访六方会谈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反映了中国期待成熟的国际新闻报道。

　　1.“平民化”不等于“娱乐化”。国际新闻要被普罗大众接受，需要报道者以深入浅出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贴切的比喻来解释复杂的事件，这是新闻贴近性或“平民化”的需要；而“新闻娱乐化”是在新闻的表述上强调故事性和娱乐性，在制作上突出冲击力和趣味性。

　　因此，“新闻娱乐化”的确能够将读者拉近新闻本身，但它只能是一种表述方式与手段，而不能将国际新闻本身的内容娱乐化。国际新闻中很多报道是关系到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一味地追求“趣味性”、竭力从报道对象中挖“故事”，制造出“人情味”，就会本末倒置，削弱新闻事件本身的内涵，扭曲其性质，从而误导本来就对国际形势不甚明了的受众。因此说，媒体过度关注追逐国际重大事件中的花絮趣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深刻、系统的分析思考和媒体教育引导功能正被忽视和弱化。

　　2.无“禁区”不等于可肆意炒作。我在采访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时，他曾明确表示，在国际问题报道上，外交部不会对媒体进行干预。国际报道无“禁区”。但正是这种无“禁区”，更加考验媒体如何把握重大国际新闻、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报道的方向与尺度。新闻的娱乐化使媒体将一些严肃的新闻话题进行片面地有意地炒作夸大，使之迎合大众口味或者通过制造轰动效应来吸引读者眼球。但是许多国际问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是“动全球”，片面过度炒作其中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会对事件的发展起到负面影响。更何况，在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国际问题中，中国媒体的言论常被西方媒体看作是“官方立场”而拿来大肆引用、大做文章，为外交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难。这种为了赢得受众眼球而损害国家利益的炒作性报道，真是要不得。

　　3.记者编辑亟需提高自身素质。实际上，要解决前两个问题，提高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编辑的业务素质是关键。就我本人在报道六方会谈时所见，如今从事国际问题报道的记者年龄层偏低，不少人也没有很多相关专业知识的积累。许多国际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乃至宗教原因，因此关系相对错综复杂，既要比较全面地把握报道又要注意报道的“平民化”，的确有一定难度。这就需要相关从业人员把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明晰，掌握事件的发展进程及各方态度变化，只有掌握了新闻事实，才能透过现象发掘新闻的本质。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要求记者编辑摒除浮躁急进，把国际新闻报道当成一门学问来关注研究，成为此中的“杂家”兼“专家”。

　　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归根结底要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服务。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如果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能更好地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更好地贴近群众，更好地创造出有本媒体特色的风格，避免“娱乐化”，避免过度炒作，避免被国外媒体牵着鼻子走，的确还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认真学习，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