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大常委会主任：适当调整政府部门主导立法

　　[提要]在3月11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北京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从人大立法、监督、制度完善等多方面进行了阐述。他提到一点引发媒体关注——“下一步立法工作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要大大加强起来，这就要适当调整由政府部门主导立法的工作程序。”

　　“政府部门主导立法”其实并非新话题。吴邦国委员长在去年的人大工作报告中曾指出，到2010年底，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同时，地方人大的立法工作也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在一些地方，明显带有部门“功利色彩”的立法依然常见。回顾今年两会期间的不少争议性提案议案，不难看出，这种老习惯又浮上水面。[详细]

热点话题背后的共同问题：为了谁的利益？

在今年两会期间，有不少亮点提案呼应者众，涉及到立法层面的也有不少，比如加快编制法立法，防止官满为患，比如加快制定“公民救助保护法”，让法律为好人撑腰。但也有些建议引发一些质疑，其中争议的核心就是利益二字。[我来说两句]

加收烟草税能掐灭烟头吗？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后，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目前对烟草价格最为敏感的是青少年烟民，而吸烟也对青少年健康影响最大，如果调高中低档烟草的税费，青少年烟民会大大减少。中低档烟的调税势在必行。”虽然陈部长一片好心，但也让烟民坐不住了：向中低收入者加税，究竟为了谁？[详细]

组建金融国资委有需要吗？

3月6日，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出席“当前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记者会时表示，关于组建金融国资委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研究。金融国资委这个议题并不新鲜，但仅仅停留在财政部一头热，相关决策部门鲜见支持，却不乏反对声音。因其较重的行政争权味道，也引发业内忧虑。[详细]

立法中难以排解的部门利益

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现状

在我国现行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相当数量的法规草案是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立法机关审议通过的。不可否认，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规草案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行政部门对于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问题的把握较为清楚，能够对法规的制定提供很好的参考。但是，这种方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潜在弊病。[详细]

政府部门为何会主导立法？

按照现代政府结构的分类，行政部门是政府中负责执行法律和政策的部门。中国立法多采取部门立法模式，原因之一是行政主管部门起草“比较了解情况，离开主管部门立法就玩不转”。[详细]

部门立法能杜绝利益吗？

一些行政部门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偏离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往往在立法中更多地争取行政许可权、处罚权和收费权，而很少顾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详细]

人大不能约束部门利益吗？

假设政府部门有专家掌握着专业知识，立法或修法无可厚非。然而，一旦行政部门过强，政府部门介入到较多的经济领域，成为交易的或利害冲突的一方，极难在立法中持超然立场，而人大相对较弱，不能有效约束行政部门。[详细]

“部门主导立法”的各种案例

《邮政法（修订草案）》：由国家邮政总局起草

其中第五稿强化了邮政的专营范围，引来轩然大波，有关部门不得不修改草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曾直言：“立法本来就应该在矛盾焦点上砍一刀，法律无所作为，立跟不立有什么区别？将来在国务院层面上大家还得吵。”[详细]

《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由国土资源部起草

按照《土地管理法》，政府向农村居民征地只需补偿相当于土地平均产值的6倍到10倍，远低于约25倍的农业用途的土地合理价格；更低于按城市用途估计的价格。既然土地管理法包含着严重的缺陷，但修订草案依然忽视了围绕着土地的诸多严重问题。[详细]

《拘留所条例》：由公安部组织起草

与09年征求意见稿相比，本月由国务院第19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条例删除了当初问责违法警察条款，也取消了拘留机关12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亲属的时间限制，而这两点恰是保障社会有效监督执法、及时维护被拘留人权利的要害。这些变动不难察觉到部门立法的痕迹。[详细]

《道路交通安全法》：由公安部组织起草

公安部用“机动车”的概念回避了农机车的概念，等于剥夺了农业部对农机车辆的管理权。对此农业部农机管理部门反应激烈。业内人士表示，巨大利益空间是重要原因。按全国2000万辆农用车计算，每辆车一年交100块钱管理费，就是20个亿，还有各种上牌费、罚款等。[详细]

关于避免“部门立法”的多次强调

“下一步立法重心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杜德印指出，现在要探讨立法体制的改革，是因为立法的任务在变化，管社会、管老百姓的行政法已经立得差不多了，下一步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要大大加强起来，这就要适当调整由政府部门主导立法的工作程序。[详细]

改革历程

　　早在八届全国人大时，便提出要逐步减少部门立法，发挥人大主导作用。此后部门立法项目逐年减少，从七届全国人大的80%逐步减少到九届全国人大的60%。但是，人大主导立法遭遇许多挫折，最典型的是起草证券法的失败。由于证券法涉及央行、财政部、原国家计委等多个部门，八届人大让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组织起草。然而，“厉以宁的草案一出来就遭遇国务院各部门的全体反对，一下就否决了。”[详细]

　　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不能在国家法律体系之下或以外，再搞自己部门或专门委员会的法律体系。”[详细]

现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