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代言人的思想轨迹---粗读《赵超构文集》之浅见
白子超
编者按：
中国晚报巨擘赵超构的办报思想连同他的一生，犹如一部博大精深的书籍，催人探究，耐人咀嚼。赵超构逝世后，众多报人和学者以此为课题，推出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新民晚报创刊70周年，《赵超构文集》问世之际，我们发表"文集"一位编者的论文，就赵超构的人生和思想轨迹及其对他的办报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的评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一家之言，一孔之见，读来却给人启迪良多。
《赵超构文集》终于出版了！
作为身处世纪之交和中国改革大潮中的新民报人，我们积压已久的一桩心愿得以实现，感到无比欣慰！
赵超构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们的先生，是我们的楷模。新民报七十年风风雨雨，群星闪烁，赵超构是非常耀眼的一位。从三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中间除去"文革"十年，他从没有停过手中的笔，写下数百万字的时评、随感、杂文......现在，新民晚报出版他的二百余万字的文集，不仅是用他自己的成果给他树起了一座纪念碑，而且是给我们这些报人及将来走上新闻岗位的青年汇集了一套宝贵的学习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正直记者和专栏作家的良心、道德、思想、学识、责任，以及怎样著文、如何办报的诀窍和技巧，可以了解教科书上不足甚至没有的许多近代史实，以及中国社会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社会的众生相。也许，更重要的，更深远的，是给未来留下了一个在二十世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赵超构是知识分子，但他的立场和感情却在社会下层老百姓一边。他曾自称是"卖文的无产者"，他始终在为卖力的无产者说话，从一九三四年三月踏进南京朝报，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重庆新民报，直至一九九二年二月永别新民晚报，离开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都是如此。当然，时代不同，舆论环境不同，赵超构本人的思想也有一个变化、发展、成熟的过程，所以代民立言、为民请命的内容以及表达方式均有所不同。
三十年代的赵超构，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赵超构出生于一九一年），尽管性格稳重，自洁自爱，但仍掩不住年轻气盛、动辄讥议的特点。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进逼的时期，赵超构以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立场，以一个敏锐的评论家的眼光，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不断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和残暴，痛斥汉奸的卖国行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和退让，提醒民众擦亮眼睛，呼吁抗战。青年赵超构的强烈爱国情怀至今令人感佩不已。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也源于对国家实力太弱的认定和对政府治国能力的怀疑，赵超构声色俱厉地批评道："廿五年来的中国，政治上有什么'礼义'？国内有几天'和平'？十八岁的大姑娘连裤也没得穿，老百姓吃草根树皮，有什么'文化''文明'？""国民政府成立到今天，已经满十一个周年了。这十一年中，国家遭遇种种意外困难，国民党治国的计划，差不多都犯了脱线的毛病，自不能使国民十分满意......目前内政上所表现的一切不安定状态，其原因在党与政府本身者居多，目前扰乱政治秩序的人，也都是在党政界有权力的人物。对于这些内政问题，至少国民是不负直接责任的。"至于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监察部、外交部、财政部、实业部、教育部、招商局、首都警察厅、侨务委员会......都受到赵超构的揭露和批评。年轻的赵超构，思想是进步的，人格是独立的，胆识是过人的。与批评国民党政府密切相关，赵超构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严厉声讨。而许多社会名流、上层人士，也经常被赵超构讽刺、挖苦，"绅士亦可做流氓，艺人有时竟是蠢货"。
与赵超构仗义直言的品格相辉映的，是他悲天悯人的胸怀。年轻的赵超构在朝报的三年多时间里写下数百篇长长短短的文章，反映平民百姓的疾苦、愿望和呼声，许多篇章直接为民请命。他的眼光不时巡视着社会下层的各个群体，农民、渔民、盐民、矿工、城市工人、贫民、店员、学徒、乞丐......几乎无一遗漏，连妓女和犯人的命运也被他所关心。三十年代，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此外还有一批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以及进步的报人、作家等知识分子，通过报刊、书籍等为民代言，赵超构就是其中的一位。赵超构最可贵的品质，或说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与社会下层民众的同心。这一点，他比一般进步的甚至革命的知识分子表现得更充分、更突出。
这个时期的赵超构，思想非常活跃，也非常庞杂，求新求变，渴望国富民强，渴望自由平等。他不仅有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而且受到了"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冲击，接触了西方的各种思潮。不过他的思想核心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深，对中国共产党所知甚少，所以他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也不能看透蒋介石，相反，他对蒋介石还抱有相当大的期望。因此，在国内问题上，他固然批评政府的方方面面，但还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赵超构的平民意识更加强化和成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分析更加深刻。他清醒地看出了"这社会中贫富的极端化"，他认为"战争期中，贫穷固然是应该的，但贫穷之是否可安，毕竟要看社会是否有公道。"四十年代初，连"陪都"重庆也不时有人饿死、冻死、自杀，赵超构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现象"是赤裸裸地指示出这社会中有一班吸血鬼在侵吞着弱者的生存机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报载，南京有一疯汉，抡着斧头大喊：我要杀人，杀尽大亨，才有饭吃。赵超构评论说："虽然是疯汉，却不可以人废言。'杀尽大亨，才有饭吃'，......多多少少足以代表一部分民意。"赵超构就此进一步分析："平民受着大亨的压迫与剥削，心里何尝不明白，所谓疯，不过是不能再忍的一种表现罢了。"赵超构的这种分析，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与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内容十分接近，甚至融合。
"无道的社会"教育了赵超构，蒋介石也教育了赵超构。一九四三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这篇据说由陶希圣捉刀的国策性著作，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攻击西方进步的自由与民主，主张以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重建道德基础，用以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这篇反面教材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弹，一些知识分子拒绝阅读，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不少知识分子恍然大悟蒋介石到底是何种人物。其实，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和独裁嘴脸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暴露了，许多人也从那时开始觉醒了。不过，仍有大批知识分子处于茫然之中，视蒋介石为廉洁的表率，英明的领袖。但是，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对外、对内的方针政策，让有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一步一步地离他而去，《中国之命运》只不过是一个转折的契机。当时在中国的费正清教授以史家的敏锐眼光观察到："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一九四三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现在，我们找不到赵超构直接批判《中国之命运》的证据，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谁能在重庆公开批判蒋介石？谁能在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发表"大逆不道"的言论？不过，这时的赵超构写下大量文章，反对读经，反对尊孔，批判旧伦理，批判旧道德，肯定"五四"运动带来的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与精神独立，肯定西方进步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这一切，无不与所谓的"正统"思想针锋相对，与蒋介石和他的御用文人大唱反调。
另一个对赵超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和延安革命根据地。赵超构在重庆开始了解共产党，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六七月的延安之行，他更全面地认识了共产党，而十万字的《延安一月》则说明他对共产党和延安的观察、评价是客观公正的。毛泽东曾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把《延安一月》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赵超构学习。一九四五年九月，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抽出一天时间单独接见赵超构，进行长谈，使赵超构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感情进一步发生了某些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赵超构以"国民的立场"、"自由的批评"的立场写了许多文章，进一步向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呼吁民主和自由，表达了平民百姓以及社会各阶层政治上的要求。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赵超构表面上不偏不倚，呼吁两党"抽回拳头，多动嘴巴，真正的友好和谐，应该从放下武器，停止相杀一事做起。"对这一点需要分析。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提出了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国民党不答应。国民党以消灭共产党及人民武装为目的，要内战，要专制，要分裂。所以，赵超构貌似中间的言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支持了共产党的主张。再说，在国统区（先在重庆后在上海）严密的言论钳制下办报写文章，是极其艰难的，能做到赵超构那样已属不易。毛泽东之所以欣赏赵超构，一个基本原因恰恰在于赵超构的"国民的立场"、"自由的批评"的立场，可以在国统区起到共产党人不可能起到的有利作用。以上是从客观条件、客观效果的角度分析问题，而从赵超构主观角度看，他确实是个非激进主义者，同时又同情共产党。赵超构一九四六年十月曾公开发表文章说："无党无派是存在着的，如我们大多数老百姓与知识分子；但是，在现在的政治争斗中，我们不承认有严格意义的无党无派之存在。纵然有不参加党派活动的人，也总有左右袒的立场。"十分明显，从赵超构四十年代中期的文章，特别是《延安一月》可以看出，他是"左袒"的。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赵超构时指出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这并非玩笑。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是相当深刻的，他看出了赵超构思想和性格中的某些本质东西。也许，在毛泽东眼里，赵超构还缺乏激进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缺乏关于阶级、政党、集团、领袖的观点，缺乏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也缺乏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观念。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史上一个具有重大进步意义、革命意义和某些消极意义的思潮，是极其复杂的，例如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分出贵族化自由主义与平民化自由主义的区别。赵超构那种以平民意识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下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政治性，具有进步的乃至革命的倾向，是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支持者和同盟军。我们必须看到的另外一点是，所谓赵超构的"自由主义"，实际上还是一种合理的进步的人权观念。他多次撰写文章，反复呼吁人的生存权、就业权、言论权以及其它种种权利，而这一系列权利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自由自在的。所以，赵超构的"自由主义"固然超然于一党一派，但决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狭隘个人主义，而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至于从人格角度分析赵超构的"自由主义"，他本人应该感到自豪，那就是洁身自好，独立自主，远离权贵，不求腾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毛泽东视赵超构为朋友，这些优秀品质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
赵超构以共产党的支持者和朋友的身份跨进了新中国。他是旧时代的批判者，他是新时代的拥护者。平民代言人赵超构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大体上是吻合的，而当这种理想变为现实，赵超构自然兴高采烈。所以，他的思想方法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由"冷眼"看世界变为"热眼"看世界，从对旧统治者的批判转到对新领导者的歌颂上来，是自然而然的。上海刚解放，他就撰写一系列文章，拥护解放军，拥护共产党，拥护新社会。他是真心的，他是深情的，他是严肃的。当时，百废待兴，工作重大艰巨且千头万绪。赵超构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几乎每天执笔著文，谈粮食问题，谈物价问题，谈公债问题，谈思想问题，谈克服困难问题，谈抵制封锁问题，谈抗美援朝问题，谈国际形势问题......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给广大群众解惑释疑。
以一九四九年为界线，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巨大变化，尤其是面对一解放就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任何人都有个适应过程，赵超构也不例外。赵超构的特点是"四十而不惑"，既跟上社会潮流，又保持个人独立，所以他不像某些人那样频发牢骚，也不像某些人那样热血沸腾。应该说，与以前相比，赵超构更谨慎一些了，但他的社会批评家和平民代言人的本色并没有丢，特别是他面对一些不得不说话的人和事。当然，平民意识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中，平民意识有着很强烈的阶级内涵，即代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阶级。而在代表广大普通群众的共产党掌权的时代，平民意识的社会意义就比较突出了，即站在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某些忽视平民百姓的现象和政策提出异议和批评。这种客观存在的发展和变化十分重要，是我们理解赵超构前后半期平民思想的一个关键。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任务也由革命战争转为和平建设。部分党员、干部主观上认为革命已经成功，该享受太平了；而客观上又有资产阶级和旧社会生活方式（在上海较长时间存在着）的腐蚀和影响，即毛泽东所警告的"糖衣炮弹"。所以，这部分党员、干部不仅滋生了高人一等的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而且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赵超构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忍不住撰写文章苦心劝告，耐心批评。另一种情况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距离，由战争年代的水乳交融变成油水分明，由强调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变成了强调教育群众、改造群众；也许，在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和氛围中，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毛泽东强调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必要的，但由于缺乏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苏联共产党许多过激的做法，所以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构成进行了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分析，结果把相当多的"自己人"推到"朋友"的地位，把"朋友"推到"敌人"的地位，制订和推行了许多过左的方针政策。赵超构有许多不理解，也有许多意见。因为，所谓平民思想，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下层和中下层民众的思想，而不仅是工人和贫农的思想，它自然包括小资产阶级、广大知识分子、中农等等社会群体的共同理想和要求。平民思想与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的差异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就显露出来了。尽管在"舆论一律"的环境中赵超构不能畅所欲言，但他还是有选择地写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而等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以后，赵超构的思想获得解放，一下子活跃起来，"鸣"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如反对过左的阶级政策，如反对官僚主义，如反对公款吃喝、奢侈浪费、领导特殊，如反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教条主义，如反对舆论一律，等等。所有这些批评和意见，从另一角度看，都是为广大的平民百姓说了话。
我们并不否认，解放后十七年赵超构写下的数十万言中，有许多虽然代表了他当时的思想，但于今看来已不合时宜。这不能责怪他，他是相信毛泽东的，他是相信共产党的。我们只能说当时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出了偏差。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也就是说他也做过表面文章，甚至说过违心的话。这里仅举一例。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当时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文化界人人自危，个个表态，作为时评家和一报之长的赵超构并不了解胡风其人，观望、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后来还是不得不按照上边的部署和调子撰写文章，以中央公布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为靶子进行批判。对这类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除陈寅恪等极少数人以外，中国当时的五百万知识分子又有谁没有某些事后诸葛亮所说的"迷失自我"呢？何况要天天结合实际、配合形势的新闻工作者！赵超构四十年代中期曾经写道："文章只能当作文章看，从文章推断人品，也往往是失败的"，"我现在觉得，在这世上做人，言行不符大概是常态，言行一致倒是例外。"这些话，自然是他那些不能畅所欲言的文章令人心领神会的注脚，但更是他"外圆内方"的性格特征的描述。八十年代，他曾打算把四十年代的文章选编成一个集子，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署名"沙"的文章是我的观点，其它由我写的社论、社评只能代表报社的观点......人在报界，身不由己，相信许多报人都会有这种体会和慨叹。办报和研究学问，完全是两回事，这是必须要分清楚的。近些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频频著书撰文，对"知识分子群体人格"进行中西方的比较研究，结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不能不承认这些学者的看法和观点有发人深省的内容，但是，他们那种轻飘飘的口吻，那种虚无主义的气息，实在是令人疑惑。难道他们自己不是中国知识分子？难道他们自己已经具备了他们所说的"独立人格"？难道他们是外星人，对复杂的地球表示出那样多的惊讶和不解？事实上，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被西方文明同化，以西方的价值标准分析和衡量东方世界！至于说到赵超构的人品和人格，我们还是只能用"高尚"一词才可形容，几十年间无数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非常敬仰他，尊重他，甚至对他另眼相看的人也不得不称赞他，欣赏他。巴金在赵超构逝世后曾说："他生活朴素，这点很了不起。"生活朴素，只能算作品质中并非特别重要的一点，但这一点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才"了不起"，而赵超构几十年如一日，甘于平淡生活，同大多数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1957年"反右"前夕，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所谓"有见解"，当然是指思想上的独立性，也表现出人格上的独立性。而"诚实的人"，就是真心的人、诚恳的人、老实的人。赵超构非但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其他方面的个人要求，他只是真心希望老百姓幸福，真心希望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文革"的磨练，进入晚年的赵超构平民思想更加坚定，似乎已经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所谓"矩"，就是人民的最高利益，这一点已经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已经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他"心底无私天地宽"，开口说话，执笔著文，胸怀之豁达，眼界之宽广，立意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我愿意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以窥其全豹。赵超构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发表《若烹小鲜》一文，认为老子把治国比作煎小鱼是说得太轻松了，但其"精义"是一致的。"你的小黄鱼已放在锅子里了，作料都放好了，这就是了。如果还要拿勺子抄来抄去，那小鱼一定会炒得糜烂不堪，上不了台盘。""'烹小鲜'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管得过细，统得过死'。现在到处讲'松绑'，要求松绑难道就是不要领导吗？不是的，说是松绑，也只是要求'烹小鲜'式的领导。"议论精妙，意义深刻！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赵超构发表《决策的故事》，他写道："至于说到当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个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事情，更不是凭几个领导人拍拍脑袋就可以轻率决策的了。在决策的时候......同时更要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只有以民主讨论取代'一言堂'，以科学论证取代'瞎指挥'，才能避免'大跃进'和'文革'那种严重的失策。"剀切精到，催人警醒！十几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些议论，我感到赵超构不愧为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表达了他们的意愿，令人振奋，而且"不逾矩"，其内容实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以后数年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完全合拍。八十年代，有人撰文，称赞赵超构，"他不愧是青年们的良师益友，也不愧是党的诤友，他的文章不但充满了人民性，也充满了党性。"是的，赵超构是人民群众可信赖的代言人，也是共产党可信赖的朋友，他衷心希望党的肌体健康，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有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深感兴趣而又不愿坦言的，那就是赵超构中年、尤其是晚年，为什么没有像许多老知识分子那样加入共产党。论述赵超构一生的思想，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答案的基本内容仍在于赵超构的性格和思想。他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温和，这可以从他的自述性文字中找到充足的证据，也可以从他的几十年生涯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这种带有本质性的特征，后来就演化成他的独立，也发展为他的"自由主义"。他始终愿意独往独来，不囿于党派之见，与上层人物"素鲜交接"。他一生都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他从来没有因为毛泽东视他为朋友而狂喜，尽可能避免复述毛泽东的谈话和接见他的情景；他从来没有因为被选为政协和新闻界的领导人物而自豪，一如既往地保持普通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对这些都不很在乎。他不愿意抛头露面，他不愿意做领导，他只愿意以"卑之无甚高论"的态度，安安稳稳地办一张"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报纸，写文章，发议论，而且他并不在意别人怎么对待他的看法和意见。他不像个共产党员，他也确实不想像共产党员那样教育群众，领导群众。对毛泽东他深怀知遇之恩，他也从基本方面拥护共产党，但他觉得与毛泽东保持一定的距离，觉得站在党外，更自在一些，也更符合自己平民一员的身份。当然，赵超构之所以不申请入党，原因要复杂得多，不过我们了解了他的主观因素的一些基本东西，对其他也就不难理解了。
赵超构的一生经历是丰富的，而他的性格又很宽厚，包容性很强，"有容乃大"，所以他的思想很丰富，胸怀很博大，说复杂也无不可。但一条主线---平民思想---却贯彻始终，十分鲜明。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并非总是立于潮头，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他不愿也不是那种"响当当"的人物，不过他从来没有落伍，而一直迈步在先进的行列中；他以平凡的工作，不懈的努力，"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在中国近代、现代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中，他的名字也许不如某些人那么响亮，但他和他所在的报纸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百姓的疾苦，传达了百姓的呼声，揭露黑暗，歌颂光明，鼓吹进步，反对倒退，传播知识和思想，提倡道德和情操，其作用与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他作为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他不像鲁迅那样从旧营垒冲杀出来，很快就跃进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更不像胡适那样从西方留学归来，一下子就周旋于社会上层而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学者；他始终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办小型报纸，当编辑，当主笔，当社长，应该说他比鲁迅更了解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他比胡适更接近社会实际和平民百姓，而他的性格又比较孤独、温和、沉稳，所以他才成为有独特面貌的赵超构。其实，赵超构就是赵超构，本用不着拿他与什么人相比。
如果谁读完了这套六卷本逾二百万字的文集，那么他一定会对赵超构得出自己的结论，如前所述，还可以得到许多其它方面的收获。而此文，只是我个人拜读赵超构文章、编选赵超构文集之后的一些肤浅体会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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