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展业 唐宁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然而对于身历险境的新闻记者来说，却是毕生难得一遇的尽职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台湾遭遇到"9.21"大地震，可谓"三生有幸"。我们新民晚报的两名记者，是随上海电影代表团，为采访＂两岸电影50年---谢晋、李行电影回顾展＂而赴台湾的，同行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东方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大地震发生时，我们正在台北。1999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我们在睡梦中被突然震醒。当时，代表团下榻的富都大酒店整座楼房剧烈颤抖，电力即刻中断，四周一片漆黑，可怕的"格格"响声不绝于耳，客房墙壁震开长长的裂缝。一瞬间的感觉是头脑完全麻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几秒钟后，意识到这是地震，来不及多想，住在4楼的杨展业和住在6楼的唐宁等人拿起自己的重要物品，先后从应急楼梯下来，走到酒店门口的街上。

　　这时，街上已聚集了从酒店里逃出来的人群，所幸的是，代表团全体成员安然无恙，还比较镇静，而一些外国人有的光着脚，有的仅在下身围一条毛巾，狼狈不堪。作为新闻记者的本能，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祖国大陆，杨展业向别人借了一个手机，向报社文化部主任李坚打电话，但是，网络不通！一遍遍的拨号，终于传来了李坚睡意朦胧的声音。"台北大地震！台北大地震！"杨展业对着手机喊道，一边看了看手表。这时凌晨两点不到，李坚可能是祖国大陆最早听到台湾发生地震的人之一。顾不上去想别的事情，杨展业随即拿起照相机，拍摄坐在酒店门口的避难人群，为这次地震留下了最初的现场资料。

　　一夜未睡。由于停电，看不到电视，当天的台湾报纸也没有出版。鉴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我们不知道祖国大陆对这次地震的报道口径，需要不需要我们从台湾发回报道，但有一点在我们心里是明确的：发表不发表是领导掌握的事情，而在第一线采访并把新闻发回报社是记者的天职。在这个不眠之夜，人民日报记者郭伟成、解放日报记者李光一、文汇报记者陈晓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幼涛以及东方电视台的瞿新华、萧红都开始分头行动。我们这几个人，是地震期间唯一滞留在台湾的大陆新闻工作者，有责任将台湾地震的真实情况报告给祖国人民，因此在没有接到各自单位指示的情况下，自觉地工作起来。天亮以后，我们到街上去转了转，察看地震后的台北市况，只看到一些房屋的楼下都是震碎的玻璃和瓦砾，想在通宵超市买一个收音机了解情况，却发现收音机早已被惊恐的台北市民抢购一空，此时灰蒙蒙的天空中出现了军用直升机。这些亲眼目睹的素材被写入了新民晚报的第一篇报道。回到酒店大堂，当地电台说凌晨发生了7.3级大地震（台湾"中央气象局"始终没有报准这次地震的震级，据中国地震局和美国、法国地震网的测定，震级为7.6级），震中在台中日月潭附近。我们这才知道，多么侥幸地躲过了一次大劫难---就在地震发生前的8个多小时，包括记者在内的代表团大部分成员刚刚离开了日月潭。匆匆写了新闻稿，由于停电无法使用酒店的传真机，我们在早晨8点钟用电话口述回报社。

　　此后的五天四夜，余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如果不是身历其境，很难体会到那种在生命受到威胁、通讯条件不佳的情况下采访和发稿是什么滋味。这5天里，余震发生了5000多次，其中4级以上的有感地震60多次。最难忘的是9月23日上午8时左右，我们正在7楼的房间里分头撰写准备马上口述回报社的报道内容，突然，大楼摇晃起来，我们赶紧站到卫生间的门框下面，因为根据经验，一旦大楼倒塌，卫生间由于管道比较多，也许能支撑一个小小的空间。过了一会，大楼渐渐停止了摇晃，我们又开始写稿。可是没几分钟，大楼又摇晃了，比刚才更厉害，我们站到卫生间门框下，感觉就像站在行驶的公共汽车里。说实话，当时不害怕是不现实的，我们不知道余震会持续多久，也许只要再过几秒钟，这座已经裂缝四起的大楼就会轰然倒塌，我们难以想象自己会是如何死法。我们曾对在上海那一端记录电话稿的文化部实习生小任说："我们随时可能殉职，这篇稿子就是绝笔。"这绝不是夸大。然而只要不死，我们的笔就不会放下。因此当余震停下后，我们没有躲到大楼外面的街上去，而是赶紧在房间里又开始写稿、发稿，因为我们知道，报社在等着来自地震第一线的最新报道。后来才知道，这天上午在半小时之内，发生了两次6级以上的余震，台中的大批房屋和台北的一所学校在余震中倒塌了。那4个夜晚，代表团成员和随团记者都是穿着衣服睡觉的，床头放着一只包，里面是证件、饮用水、食品和手电筒，随时准备在不测时逃命。其实如果大楼倒塌，也只是几秒钟内的事情，根本逃不了，谁都清楚这一点。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余震太频繁，人的平衡功能自动进行调节，以至我们后来回到香港，反倒觉得地面老是在摇晃。记者们很辛苦，白天继续参加代表团的电影活动，因为台湾媒体都盯着我们，看来自祖国大陆的人员能否与台湾同胞共度这患难时刻；一到夜晚，随团记者全都忙碌起来，紧张地收集资料，准备发稿。作为晚报的记者，我们尽量利用截稿时间上的优势，争取在早上多发点最新的内容，因此清晨6点就打开电视机收看灾情和伤亡人数的新的资料，然后到街上去购买当天的报纸，匆匆吃了早饭后，立即回房内商量选题，写稿发稿。那几天，每天只能睡上三四小时。

　　我们迫切地期待着来自报社的关于地震报道的明确指示。地震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打通了新民晚报总编辑金福安的电话，金总指示我们，关于地震的报道越多越好，并指定由文化部主任李坚与我们联络。这使我们大为振奋。由于地震中心南投县道路破坏、通讯中断，唯一进入的交通工具是直升机，我们无法去那儿，放下电话，我俩立即跑出酒店，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台北市松山宾馆的倒塌现场。警察在离现场很远的街口就布置了封锁线，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下出租车，连续越过数道封锁线，一直到达松山宾馆的废墟前面，采访到了遇难者和幸存者家属、志愿救援人员的第一手材料，还拍下了大量照片。在现场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受伤者都集中在台北市忠孝医院，于是我们步行了很长一段路，又来到这所医院，在病床旁向受伤者了解地震发生刹那间和逃生的情况，还采访了医生、院长和前来慰问的人士。这些丰富的现场素材，都出现在新民晚报第二天的报道中。台北有几家报纸知道大陆记者去松山宾馆采访后，惊讶我们的速度比他们还快，竟要求我们提供素材和照片。那几天，我们最怕的是通讯不畅，因为所有的报道都是电话传稿，一旦线路出问题就无计可施了，后来我们发现，早晨8点30分之后台北和上海的电话线路必定爆满，便赶在这之前抢发稿。

　　当然，我们也可从当地电视和报纸上大量摘抄地震和救灾的情况，但我们觉得，作为有责任感的记者，应该尽量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发现鲜活的新闻素材。9月24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节，在这千家万户团圆的日子，台湾岛内却有无数的家庭处于生离死别之中，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新闻题目，于是在中秋节当天，唐宁就执笔撰写和发回了台湾岛内一片萧条和凄惨的报道。第二天，杨展业又执笔写了台湾中秋节即景，从遇难家庭破碎的感情入手，描写了台湾民众的苦难，最后对两岸相隔一条海峡，祖国的救援人员却无法到达台湾帮助自己的骨肉同胞，表示了慨叹。在参加代表团活动的时候，我们利用各种时机，采写地震的专题报道。唐宁在一天早餐时发现了台湾红十字会的会长徐亨先生正在邻桌，立即上前要求采访。当时，台湾是否接受祖国红十字会的援助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徐亨先生作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和"总统府国策顾问"，更是一个焦点人物，他在考虑后接受了采访。这篇专访，成为新民晚报的独家报道，也是台湾红十字会唯一一次就援助问题正式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63万件稀世国宝在地震中的安危，是海内外全体华夏子孙关注的热点，杨展业趁代表团去博物院参观，采访了该院的主任秘书和展览部的工作人员，得知这些国宝全都安然无恙，这篇报道连台湾当地报纸都没有想到，在新民晚报发表后，一些互联网站纷纷转载。

　　一起赴台的兄弟新闻单位的同行也各显神通，干得很出色，占了时间上的优势。上海电台在9月21日上午7点的早新闻中第一个播出了王幼涛从台北发回的地震消息；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光一的快讯，他的报道以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而见长；文汇报的陈晓黎也很辛苦，及时采写了大量来自第一线的报道，内容十分丰富。东方电视台的瞿新华并不是记者，但他拿着一架家用摄像机，居然跟在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身后，混进了松山宾馆的倒塌现场，拍下了正在抢救的珍贵画面，然后和萧红一起赶到台湾电视台，通过卫星传送，在当天的东视新闻中播出。人民日报的郭伟成从台北飞往台南，归途中经过地震重灾区台中，采写了灾区见闻。

　　记得有一部描写新闻记者的美国电影中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大新闻，就没有大记者。"我们称不上大记者，但却碰上了大新闻。如果再次碰到"9.21"大地震这样的突发性灾难事件，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然而这样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相信，所有有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在亲历我们所遭遇的险境时，都会同样去做，并且很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