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保证嫌疑人人权

——沉默权是公民起码的一个权利

　　在很大程度上讲，禁止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以及强迫当事人认罪的做法。这离不开英国历史上著名平等派人物约翰-利尔伯恩的努力。1637年，他因出版发行未经许可的图书而被捕，受到了酷刑对待，但他竭力挑战不公正的司法程序，拒绝发誓证明自己有罪，并认为这是其“自由人的权利”。这一案件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也因此获得“自由人约翰”的美誉。

　　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主要存在这么几项规律：
一，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适用范围上，各国普遍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仅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中，在民事、经济案件里不适用，它仅仅是一项"刑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而不存在什么“民事”、“经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问题；
二，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适用对象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仅适用于刑事案件中的被追诉方；
三，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适用阶段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既适用于侦查、起诉阶段，也适用于刑事审判阶段；
四，在沉默的后果上，各国一般规定，无论是法官还是控诉方，都不能从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这事实中推导出对其不利的结论；
五，各国对于刑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一般规定了审讯人员在讯问之前，必须向被讯问人“告知”的义务，以保证被讯问者知情权的实现，实现“沉默面前一律平等”；
六，对于未经“告知”或者采取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手段所获得的口供，各国一般规定不得采用；
七，各国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内容，一般不是一项孤零零的规定，而是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相适应，比如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律师有权自由地会见犯罪嫌疑人；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律师有权到场对犯罪嫌疑人给予帮助等等。[详细]

　中国“沉默权”缺失背后：刑诉法成了惩罚工具

　——任何人都不能免于刑讯逼供威胁，即使是警察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职责在于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律师的处境是嫌疑人权利状况的最好体现。虽然自1996年以来，《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修改律师的地位得到提升，但是，刑辩律师的处境并没有随着这些法律的修改而有所改善。在许多刑辩律师看来，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在实践中遭到侦查部门强力抵制，实际上形同虚设，加之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处于"日趋恶化"状态。有的甚至如李庄般，卷入案件之中，锒铛入狱，这与西方国家，被控者律师与公诉部门针锋相对的现象对比鲜明。[详细]

单纯把刑诉法当惩罚工具的思维早该转变

——程序法不是实体法，贵在公平性

　　现行民诉法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制定本法。任务是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除了为刑法适用提供程序之外，刑事诉讼法同时也被赋予打击犯罪的使命。在“惩恶”思维之下(例：全国严打)，不需公检法部门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立法者可能会主动赋予控方更大的权力，而让辩方处于弱势地位，这样的立法思维极不恰当。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曾说：“刑诉程序有它的独立价值，有时候为了程序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实体的价值也是允许的。这里有一个平衡，你不能不打击犯罪，但以打击犯罪查明事实真相为唯一的目标，社会也会受到一些危害。”[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