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点之一：器官买卖的中介，铤而走险

　　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所以不管供体是否是自愿，这些器官买卖都是违法的。在今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器官买卖中介一般都是以“非法经营罪“被定罪，而现在有专门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不过也有人提出刑罚过轻，违法成本较低。[详细]

关键点之二：惩罚条件低 医院“无所谓”

　　相关医院的行为也是严重违规的，有一些医生确实是出自善意，想着自己的病人终于有救了，所以明知是非法的供体也接受了。还有的就纯粹黑心，一心奔着钱了。有大量不具备条件的医院都在做非法移植手术，比如小海的肾脏就是在一家普通的卫生院被摘除的。根据相关条例，医院会被处交易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参加的医务人员会被吊销执业证书，直接责任人会被处罚。但是，这样的惩罚实在不严厉，更不用说相关部门的监管也很松散。[详细]

根本原因：“供体”无法满足每年150万等着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人

　　从根本上说，庞大的需求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我国每年有150万人需要做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但是合格的供体仅仅只能满足1%，甚至还不到。人体器官自然而言是金子般珍贵的医疗资源，就算违法成本提高，还是有人愿意去冒险。从山东省红十字会了解到，我国器官移植供需严重失衡，器官短缺问题十分严重。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平均每百万名居民中仅有0.03名捐献者。自我国2003年第1例器官捐献以来至2009年5月，中国仅有13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案例。[详细]

难以掩饰的困境：很多人等肾中死去

　　尿毒症病人，全国有200万名，每年还增加十多万名。肾移植则被公认为是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最佳治疗方法，但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肾源少。付绍杰称，这几年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都已大大提高，10年移植肾存活率可达80%以上！我国最早成功实施的肾移植术，术后患者至今已生活了30年。但是，我国每年能得到肾移植的“幸运者”仅五六千人。付绍杰称，绝大部分尿毒症病人没有配型成功的肾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肾移植手术。“很多病人在等待移植的过程中失去生命！”[详细]

　　在我国，器官移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技术与规模都得到迅猛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 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是国际通行法则，如日本的《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等多项罪名;美国法律则规定，如果患者需要器官移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政府网站上登记排队，等待死者捐献器官;要么接受自己仍在世的亲人或朋友的捐献。 我国法律也禁止人体器官买卖，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违反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明确了行政处分、限期整改和处罚等条款，但迄今没有刑法意义上的人体器官买卖罪名。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只能以非法经营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但非法经营罪处罚较轻，与器官买卖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详细]

医院对“供体”的身份审查有漏洞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据办案检察官介绍，由于各医院在审查身份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洞，使得一些“供体”能够冒充病人的亲属提供器官。因为医院只需患者和“供体”提供身份证、户籍证明和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即可完成审查。但对于假身份证、假证明等，医院并没有能力辨别真假。有些案件中，张杰就是通过一张假身份证冒充是患者的表弟，通过了医院道德委员会的审查而进行了肾移植。而陈江和赵强，则是在一些小医院甚至社区医院进行肾摘除手术，他们连假证件都不需要办就可以进行手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