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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福利社会系列六：福利社会在中国是否可行
专家议福利社会是否可行：决定因素非经济基础
“福利社会，我觉得在中国肯定不行，现在问题太多了，您比如说……”
在去采访社会保障学者唐钧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一听记者是去采访社会保障问题，立马开始神侃起来。
“我女儿现在上初二，虽然学费、杂费少了，但因为想上个好点的学校，就要交择校费。您知道这择校费要多少吗？”的哥抱怨她女儿上学花了太多的钱，“我老婆一个月也就两千多，我开车扣了份子钱，平均也就这个数，加起来每个月能有五千左右。这也就是维持生活外，给女儿存点上大学的钱，要是她再上研、上博的，那我可就供不起了……”
他絮叨着家长里短，看见路边闪过的高楼大厦、有名企业，瞥一眼，接着叹息道：“幸亏我是北京人，还有个小平房。”“我们公司原来都不愿招农民，因为给农民上不了保险，有了事麻烦。现在农民能上了，但也好像比我们少了个什么保险。”
临下车时，的哥意犹未尽，还不忘嘱咐一句：“我觉得中国在2049年实现福利社会，悬！”
是否走福利社会道路关键在政策、理念、民意
“中国现在人均GDP才三千多，就提什么福利社会，美国都人均GDP三万多了，都没有搞福利社会、福利国家。过早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容易误导国民，吊起国民的胃口。”郑秉文是研究福利国家、社保模式的学者，也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核心成员。2049年中国迈进福利社会的说法，正是这个课题组两百多位专家，历时一年多研究的最终结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它可能不是决定因素。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是“国家负责，单位包办”，职工的生老病死全由国家和单位买单，自己基本上不用出任何钱。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社会福利社会办”成为一个时髦口号，原来的社保制度已让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堪重负，它们急于把社会保障问题抛给社会和市场。如今，市场经济地位早已确立，不论国家还是民间经济资本都已日渐雄厚，伴随着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风险，“普惠全民的社会保障”开始晨光微露。再往后，如果按照一些社会保障学者的规划，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在已发展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迈进“福利社会”。
“2049年可能中国的经济总量很高了，但人均GDP能有多少？福利社会必须是人均GDP达到很好的程度，才可能实现。现在中国的GDP排名靠前，但一平均立马掉到一百名之后。”三农问题专家、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断然否定了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迈进福利社会的可能性。“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因为我们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也有像非洲的落后地区，这样的国情下，能搞福利社会吗？”
“人均GDP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太明显了，城乡差距很大，城市化率还很低。当然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经济发展没有到那个程度。”郑秉文认为现在提“福利社会”为时过早，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条件还是没有到谈论福利社会的程度。
不过作为“内行”的郑秉文，虽然反对现在就把“福利社会”摆上台面，但他并不觉得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跟国家的富裕程度、人均GDP、财政收入多少，既有关系又没关系。因为模式的选择完全看政府想构造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和政府的理念有关。比如日本，它的经济名列前茅，但它的社会救助比例从50年代就开始逐年走低。”
郑秉文的这一观点，和同为社保学者的郑功成不谋而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是这次课题的号召者，“福利社会”的概念和规划正是出自他的笔下。“经济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我始终认为它不是决定因素。人民是否有需求才是决定因素。资金不决定我们建立什么制度，资金只决定我们的保障水平。资金不够就水平低一点，够了就上升一些。”
政策、理念、民意在社会保障学者们看来，是比经济基础更关键的因素。但无论如何，经济基础始终是个先决条件，因为至今还没有听说那个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福利社会，成为福利国家。2049年的中国经济，按照国家发展规划，可能不差钱，但差不差政策、理念和民意，这就是未来的事了。
以前的历史不可以假定，未来的历史更不可以假定
“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我是不相信的。2049年，离现在还有40年。如果中国社会还是像现在这样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根本不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熟知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中国是否会成为福利的问题一口否定。“不要说得那么远，给人的感觉就和说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福利社会，这是假定的事情。以前的历史不可以假定，未来的历史更不可以假定。”
在唐钧那间古色古香的办公室中，当这位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听到2049年中国是否可实现福利社会的问题时，摆摆手，急匆匆地说：“我认为这都是瞎说的，没什么根据。咱们现在可以谈中国到2020年会实现全民小康，但2049年还太远了一点。而且对于福利社会，我们没有必要花时间去讨论一个概念。因为在当前来讲，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因为没有这样一种社会背景。”说完这些，唐钧就不再谈任何有关福利社会的问题，因为他认为与其现在花时间讨论这样一个概念，不如去研究养老保障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当前，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实事。”
在限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所能畅想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自己的未来会怎样都不能保证，又怎么能畅想40年后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梦想，跟共产主义理想一样。我认为追求福利社会的那些人，就是共产主义理想者。”郑风田这样评价着郑功成，尽管他们是同一所大学的教授，五百年前是一家，“谁都知道福利社会好，但谁都知道我们没有那个条件，可能一百年之后的中国才可以。”
在采访郑功成的最后，问他在提出福利社会这个概念后，有没有人评价他是理想主义者。他笑笑，用手捋捋头发，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大家可能说我理想主义色彩多一点，但福利社会是我的一个信仰，我是坚信我们一定会走向福利社会的……我们应该有这种民族的理想，理想不代表梦想，更不是乌托邦。”
发展社会保障，是为了长治久安
“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福利社会，但中国社会是存在福利因素的，是存在福利模式选择问题的。”郑秉文的研究领域中，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一直是个重头。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他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合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模式。
“从现在来看，美国的社会保障模式最适合中国学。因为这种模式是非常稳定的。”据郑秉文介绍，尽管美国不是福利国家，但他的社会保障模式很稳定，因为上至国家政府工作人员、中产阶级，下至工人阶级、受救济人群都是非常支持国家的，进而也就构成了稳定和谐的社会。“这几十年来，你很少能在美国的历史中找出波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也很少能找出各个阶级和国家的对立事件。”
和郑秉文一样，郑功成也在寻找一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之路。“福利社会”，便是他为中国社会保障的未来，制定的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是短期的。“太现实就不可能考虑长远的制度安排，太现实的制度安排就是碎片化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之所以会有这么多问题，就是以往改革的不足、缺陷，甚至失误所留下的后遗症。”
如今，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对经济内需的拉动，对社会风险、社会矛盾的化解，都已经成为共识。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政府对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改革是在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赛跑，但现在中国的改革远远落在社会发展的后面……现在一定要摆脱这样一种思维，那就是社会保障并不是为了同情穷人，帮助穷人，是为了你自己的社会稳定，为了你政权的长治久安。”郑永年在电话中急切地说。
郑永年并不喜欢“福利社会”的提法，甚至不喜欢“福利”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社会要提供的很多服务并不是福利，而是任何正常社会都必须有的。“比如老年人就是需要照顾的，为什么要说成是福利呢？这不是福利，而是应该承担的责任。”
福利社会到底在中国可不可行？行不行得通？在郑功成这位设计者、构想者看来，一切困难都不成问题，因为福利社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应该是所有人都追求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正如郑永年所说，未来的历史我们无法假设。我们能考虑的，只是明天的生活怎样会比现在好，明天我看病能报销多少，老了能拿多少养老金。（于阳）
迈向福利社会系列：
系列一：养老保障
系列二：医疗保障、义务教育
系列三：住房保障
系列四：失业保障
系列五：中国社会保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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